纪念“九·一八”振兴我中华

纪念“九·一八”振兴我中华

李士廉

（一）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早于十九世纪末即霸占了我国领土台湾；二十世纪初又从沙俄手中夺取旅顺、大连，并用其在我东北攫取的特权，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地蚕食我国领土，肆无忌惮地掠夺我国东北的资源，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月本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就是个以经营南满铁路为主并连土地、文教、卫生都包括在其经营范围内的殖民公司。然而，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入侵东北以来，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也就从来没有间断。一九二八年六月，我正在东北讲武堂第十期入伍生队学习，地址在北大营。就是在这年的六月四日五时半，张作霖等人由北京返回沈阳乘坐的专列，被日本关东军事先埋设好的地雷炸毁，同车的吴俊升当场被炸死，张作霖受重伤，于翌日早八时左右咽了最后一口气。按口本关东军的阴谋，本想在炸死张作霖后趁沈阳混乱之机，占领沈阳城。由于张学良将军很快由北平乘火车返沈，在军事上做好了应急的准备，致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是，武装侵略我国东北（即日本所谓之“满蒙”)，早已成为门本的国策。因此继皇姑电炸车事件之后，日本关东军接连不断地选择时机、制造事端（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想作为他出兵侵略的口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柳条湖事件，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占我国东北而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U.当时，我正在东北讲武堂辽宁本校第十一期步兵第四队学习，校址在东山咀子（即东大营）。我的同队学友张鹏飞，是驻守北大营独立步兵第七旅的一个连长。一天，他悄销地对我说：“最近可能要出事。前几天日本的一个侦察连，大天白日硬往我们旅部院里闯，公开寻衅闹事，被我们哨兵阻止了。看样子小日本鬼子快要动手了。”我问：“你们旅有没有什么准备?”他摇了摇头说：“没有。”这时，我心里明白：东北军的当权者，早就接受了蒋介石“不得抵抗”的命令。令人慨双，在这国难当头之际，蒋介石政府不但不对日本帝国主义随时可能发起的侵略行动作任何抵抗准备，而是把东北军的主力部队，调到河北等地去打内战。

（二）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天空一钩弯月，疏星点点。营区周围高粱地里黑沉沉的一片。钟声已敲响了十下，讲武堂全体人员都已进入梦乡，突然被北大营方向传来的枪声惊醒。各队紧急集合，战斗班分担了警戒任务。夜空中，枪炮声愈响愈烈，可以辨别出是来自敌人（日本侵略军）方向，不久即听到七旅还击的枪声。战斗是从十时开始，至十二时，已有七旅的零星部队从北大营方向向我方（东山咀子）撤退，至午夜两点，大部队才撤下来。天亮时，稀稀拉拉还有人相继靠拢。当年，驻北大营步七旅的武器装备，在当时东北军中是比较精良的。除步枪外还有轻重机枪、重迫击炮、平射炮和掷弹简，还有十余辆轻型坦克车。但他们在日军突然袭击下，一是事先毫无防备，再加“不抵抗”的命令，被迫在仓促还击中撤出营地，官兵伤亡以及枪炮弹药装备的损失都很大。天亮了，北大营方向的枪声还在响。上午十点钟，炮声逼近讲武堂。这时，从教育长到总队长、教官和队长等，都已无影无踪（因这天是星期六，有宿假的、没宿假的很多人都回家睡觉去了）。我和张鹏飞商量：估计日本兵可能很快打过来，我们不能赤手空拳，要携带武器弹药。可是司务长不在，武器库锁着。于是我们几个人砸开武器库取出步枪，带上子弹。我转身对大家高声喊道：“形势紧迫，官长不在。四队不愿当亡国奴的同学跟我走！”当我们刚走出校门，日军的炮弹已落到院子里。这时其他队的同学也跟了上来。大家慌里慌张地跑到东陵北角松林外的一块农田里。我环视了一下，简直是一片狼狈像：骑兵学员弃了鞍马；炮兵学员丢下了大炮：步兵学员有些也是赤手空着拳。昔日讲武堂的几千人，今天集聚到这里的只剩下几百人了！回望讲武堂方向，只见火光烛天，烟雾弥空。我们在东陵松林北端呆了约一个小时，开始向辉山转移。到了辉山后，我和张鹏飞商议，把枪弹交给七旅先回家安置一下家属，然后各自返回原部队，等待时机再说。二十日早晨，我们换上便衣潜回沈阳。走到大北边门外，只见远处设的检查口守立着有如凶神恶煞的日本大兵，手中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枪，对来往行人逐一搜身盘查。他们特别留心中国军人，如发现头上有军媚痕迹的，便当场用刺刀捅死。在大东门、大南门等处都设有这样的检查口。幸亏我们事前做好了准备，没发生问题。沈阳城内，一片恐怖，令人触冒伤情。街头，路障纵横，店铺紧闭，行人稀少。全副武装的日本大兵，不时列队在街中行进：趾高气扬的日本浪人，在马路上摇摇晃晃。平时无人过问的古老城门，被日本兵把守着。黄蜂似的一群日本兵在电杆子上忙着架设军用电话线。到处墙上张贴着日本关东军的“安民”布告。布告宣称中国军队“悍然袭击日本守备队”，扬言他们的侵略行径是在“保护民生”。真乃强盗逻辑！在大北门里路上，横曝着一具中国人的尸体，看样子是被日本兵用刺刀捅哈死的，惨不忍睹。我家在大北门，据邻居对我说，日本兵由汉奸领着挨家挨户“巡查”，在一家搜出了军衣军服，当场就给捅死两个。学校里的青年学生横遭琢躏，不少男生被杀害，女生被奸污。据传中国银行的四千万两白银被劫掠一空；张学良将军官邸的六个金库也被盗走。当时因为粮店关门，很多居民没有粮吃。居民们拥挤着结队买粮，日本兵硬说是抢粮而开枪，这样也被杀害不少人。沈阳，白天一片白色恐怖，晚上更不安宁。日本兵在街上任意杀人、捕人，枪声连夜不绝于耳……。我在沈阳住了两天，周之所击，实不忍睹。我由新民坐火车到山海关寻找我原来的部队（独立步六旅），这时六旅已移防到保定，我又赶到保定。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的同时，很快又侵占了鞍山、本溪、辽阳、营口、抚顺、四平等地以及长春以南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相继又攻占了吉林、齐齐哈尔等地。做为保国卫士的军人，面对此情此景，怎能不忧心如焚！可是当我回到六旅，看到有些军官一天天在醉生梦死，苟且偷安。几天来每当我向上级或同学谈起抗日的问题，他们总是唉声叹气、摇头晃脑地说什么：蒋委员长命令“不抵抗”、“先安内后攘外”，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有什么办法，等等。听了这些泄气的论调，实在令人痛心。看来，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是没有希望了。这时听传说绥中、锦西一带抗日义勇军很活跃。在六旅我只呆了七天便毅然离去，决心赴东北参加第一线抗日救亡斗争。

（三）途经北平时，遇到了讲武堂同学方鲁。我们相互表露了心愿，不谋而合。于是我们一起回到了沈阳，住在太清宫后面的同仁堂中药铺内，多方面联络武装力量。一九三二年春，我们和已经组织起千余人的抚顺铁路警察（警长）赵亚洲以及另外三支抗日武装取得了联系，并组成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吴兴周任总司令；副司令有方鲁、张静超，我任参谋长。下设四个支队，组织了两次攻打沈阳的战斗。第一次未成功，第二次攻进了沈阳，二支队打进了大北关伪警察署，缴了部分枪支。我们这支抗日队伍，由于没有正确的政治领导，又不懂依靠群众力量，很快就瓦解失败了。我和方鲁研究决定，他去北平找“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先汇报在沈阳组织抗日救国军的经过和失败的情况，并请示今后抗日的办法。救国会经研究决定委方鲁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五十路军司令。后方鲁委我为军参谋长，并委任了几个支队司令。器年仅十四岁的抗日义勇军小战士关玉麟，攻打沈阳时曾经三进三出。一九三二年的三、四月间，五十路军活动地区是黑山县姜家屯一带和辽中县老达房、满都户一带。同年七月，方鲁率领（即张海天）攻占了台安县城，缴一部分部队配合“老北风”获一部分武器并毙伤部分伪军。方鲁还曾带领一个小队打了铁路一个派出所，以缴获的枪支成立了一个警卫连。遗憾的是，这时我的脚气病发作，行动不便，很多活动未能参加。不久，和方鲁派我去北平找救国会汇报和请批点活动经费。我从大虎山乘车到了北平，先找到五十路军驻北平联络员任伟伦，我把抗日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任伟伦又把我汇报的情况向救国会作了“本会对各抗日救国军的枪弹、经费汇报。我得到的答复是：无力补给，望能各自依靠当地人民群众支援”。我拿了救国会给的二十元路费，由北平返回姜家屯。这时方鲁已去沈阳，我“救国军搞不成打不了日寇，我随即赶到沈阳。方鲁对我说：要回原部队工作。”我说那也好，我也回原部队。从此我和方鲁分手，各搞各的。一九三二年秋（约九月份），我从沈阳回到西丰县原籍德贤村家里。这时正赶上东北抗日救国军第四十六路军司令栾法章、副司令白一峰在开原八棵树、官粮害、八道岗子和西丰县的老婆沟一带活动。栾法章听说我在家便去找我，想要我参加他的抗日队伍，时值我出门没在家。我回来听说便亲去找到栾法章，向他说明如下情况：我家在当地，家族人口很多，如果直接参加队伍唯恐使家庭和乡亲受害。但我在西丰县政府、公安局以及公安大队里都有熟人，便于做些工作，我可以在家给抗日队伍当个联络员。栾同意了我的意见。就是在这年的十至十一月间，四十六路军同日本侵略军打了几次仗。在一次战斗中，副司令白一峰被敌人抓获。据说是在八棵树街上召开了老百姓大会，日本鬼子兵先驱使一条狼狗把白一峰活活咬死，然后又用几条狼狗撕吃了白的尸体。其状之悲惨，令人目不忍睹！同年，日本侵略军还制造了这样一件惨绝人寰的事件：抗日四十六路军的一支部队，在西丰的老婆沟一带活动。有一支伪军受抗日宣传的影响，不甘愿屠杀自己的同胞。在一次配合口军围剿抗日队伍时，他们朝天放了“朋友枪”。这情况被日军用望远镜发觉。当天下午就把这百余名的伪军集中到八棵树，一个个用麻绳捆起来装在几辆大马车上，押运到开原车站关进大铁栏里，放进去很多条狼狗连咬带吃这些伪军。一连六、七天，人叫狗吠，凄声刺耳！这次催难人中有个唯一的幸存者，他叫郭明声，一九三四年春我在北平遇见了他。上述情况，是他亲自向我讲的。据说，日本关东军还在公主岭设立一支专门训练狼狗的部队，训练了大批狼狗（数字不详）分配给各驻地的日本军警特务。中国的无辜百姓除了很多人在日本侵略军的刺刀下丧生外，还不知有多少人在凶残的日本狼狗口中死于非命！抗日四十六路军，自一九三二年十一、十二月白一峰副司令牺牲、司令栾法章同其父逃往北平后，队伍就溃散了。时在一九三二年冬，我离家从西丰到了西安市，去找同学韩育安（西安市法院推事），我住在一个小客店里。管账先生老王头也是辽中人，见我是同乡，很亲热。晚上他把我请到他的帐房屋里，对我说：“李同乡，晚上可别上街，日本军警查街很厉害，有的人答话不对，就被刺刀死了。”他还告诉我说，他们这院原来曾住过一个日本兵的小队。走后发现，后院秫秸垛底下大坑里，埋着一百多具中国人的死尸，有的没头，有的手脚不全。闻之，令人发指！

（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五十三个年头。那么今天我们回忆这一段惨痛的历史，应该想些什么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长达十四年之久，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可以说罄南山之竹也难以书尽。不过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罪恶行径，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因此，现在我们党和国家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把历史的旧账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身上，中日两国人民需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的。但，这里有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一一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切切不可忘记。那就是，只有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才能不受外人欺侮、宰割，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世界列强有如虎狼、来到中国争食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历史，同样也说明了这一点。万把人的关东军，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在几个月时间内从三十万东北国防军手中夺去了我东北三个省的国土，这是因为什么?当权者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不抵抗”命令是丧失国土的主要原因。但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不能说不是敌人敢于欺侮我们的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这篇回忆文章，就用这样两句话来结尾吧：纪念“九·一八”，振兴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