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讲武堂英烈谱·朱榕(第二期步兵科)

姓名：朱榕

生年：1889—1940
籍贯：浙江绍兴
出身：东北讲武堂第二期步兵科
职务：黑龙江省边防军驻守珲春步兵团团长

朱榕，号望溪，1889年生于辽宁沈阳，原籍浙江绍兴。其父为辛亥革命老人、前东三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东三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将军府卓威将军朱庆澜。朱榕1915年毕业于东三省讲武堂，继入奉天东北大学就读，毕业后留学日本。1920年4月再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二期步兵科学习，1921年5月毕业投身东北军，历任黑龙江省边防军驻守珲春步兵团连长、营长、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维持社会治安”自诩，身陷敌营，被迫在伪满洲国任职。随后妻女家人逃进关内。此事发生后，朱庆澜在天津《益世报》上登了同朱榕脱离父子关系的声明。朱榕于1932年3月任伪满洲国黑龙江陆军第19混成旅旅长，1934年1月任伪满洲国第二军管区司令部教导队队长、伪吉林警备第三旅旅长、延吉警备司令部司令官，1934年11月任伪满洲国滨江地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官兼任第四军管区司令部黑龙江陆军混成第17旅旅长，1937年3月任伪满洲国三江地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官，1939年10月任伪满洲国第三军管区司令部司令官，率部驻防齐齐哈尔。1940年4月，日本方面要朱榕随伪满洲国军事代表团赴日访问，他对家人说他绝不拜见天皇；如果非要他去，他就跳海自杀。后来他果然实践诺言。当时国民政府得知此事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蒋中正于1941年6月2日颁布渝字第367号国民政府令：朱榕为振济委员会常务委员朱庆澜之长子，教秉义方，效忠党国。曾任陆军旅长(应为团长)，驻守关外，沈阳事变，身陷故营，去秋(应为去春)寇拟舰送东京，中途乘隙蹈海以死，志节凛然，殊堪矜式，应予明令褒扬，并准入祀绍兴县忠烈祠，以彰忠孝而未来兹。


朱庆澜长子自杀真相——记父亲朱榕蹈海之死(朱友石)
1940年4月的一天，从日本传来朱榕在去日本途中“掉在海里”的噩耗。作为朱榕本人，他结束了困境中的傀儡生涯；作为他的女儿，我则摆脱了“他去日本时自杀”这一痛苦的等待。
朱榕是怎么死的，对知道和认识他的人来说是个谜。齐齐哈尔市政协1984年第二辑《文史通讯》这样记载着：“1940年听说，朱榕在诺门汗事件后，坐轮船去日本拜见天皇，在海上落水死去。”1988年第三辑《长春文史资料》发表于也华(伪满治安部大臣于琛澂之侄孙)的回忆文章《伪将军府将军——于琛澂》，提到朱榕之死“是被日本人扔到海里去的”。1988年3月长春史志编辑出版的《伪满人物——伪总理大臣秘书官(高丕琨)的回忆》中是这样写的：“朱榕，陆军中将，是朱庆澜(子樵)将军之子，因受伤腿有残疾。我见过他，容貌甚魁伟。在伪满任中将滨江地区司令，某年赴日参观演习，回来时在乘船上投海自杀。”(第146页)1993年1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伪满军事》一书中，收录了相同的这一段。(第449页)
我父亲朱榕(字望溪，原籍浙江绍兴，1891年生)是辛亥革命老人朱庆澜(字子桥)的长子，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在吉林省督军孙占鳌部下任职(后升为团长)，驻防吉林省延吉、珲春一带。我母亲张希班(字惠仲)，1896年生于江苏南通，毕业于天津北洋女子师范。“九·一八”事变前，遵从我祖父教导，从吉林省到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祖父创办的省立(伪满时改为私立)女子教养院(收养女孤儿或有父无母、有母无父的贫困女孩，也有个别男孩，施以小学教育)当院长。“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七岁，跟着母亲在教养院读初小。事变当时，朱榕以“一个县的‘父母官’，在战乱时应该维持社会治安”自诩，结果身陷敌营，被迫当上伪军。
“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在锦州定居的家人都逃进关里，住宅被没收。1932年春，朱庆澜在北平(即北京)组织了“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为抗日义勇军筹饷、募药、捐款，于是父子两人被分在对立的两个阵营里。我叔叔朱权(高级农艺师，曾任民革上海市常委、宝山区主任委员、宝山区政协副主席)告诉我：早年，我祖父曾派在他手下当过团长的戴锡棠，秘密去东北找朱榕，转达祖父之意，让朱榕联合义勇军抗日，早日进山海关。我父亲表示日寇看管甚严，短期内不便行动，只能日后见机行事。日本人妄想通过我父亲动员我祖父回东北，被父亲一口回绝，说他父亲已经同他脱离父子关系(为了粉碎敌人的企图，祖父早就在天津《益世报》上登了同朱榕脱离父子关系的声明)。伪满本来就是傀儡政权(县、市设日本人副职，再往上就设顾问)，由于我祖父的关系，我父亲受到日本人的特殊“照顾”，言行都有人监视。我弟弟朱国纲(离休教授级高工，共产党员)说：“那时候我刚上小学，放学早。我看见父亲为去日本整理行装时，是父亲把东西摆出来，日本人给他一件一件往箱子里放。”
1936年朱榕从吉林省调到哈尔滨市伪第四军管区任司令，把家安在哈市。除我在师范附小(即“十七校”)读高小外，还有三岁的弟弟和寡居的叔祖母、叔伯婶母跟我父亲同住。我的两个姐姐在平津，八岁的妹妹跟我母亲在齐齐哈尔。有一次，我母亲从齐市到哈尔滨探亲，某天夜里我从梦里醒来，发现大人在隔壁谈论什么，辗转难眠。母亲进屋来哄我睡觉(当时我12岁，在东北三个子女中数我大)，我追问他们在谈什么，我母亲悄悄地告诉我他们说了些什么，并且嘱咐千万不能说出去。母亲说日本人先后组织伪满军政要员去日本参观，拜见天皇。我父亲说他决不去拜见天皇；如果非去不可，他就跳海自杀。
1937年，朱榕调往佳木斯，我们家搬到齐齐哈尔。1939年5月，敌伪当局派他去诺门汗打苏联红军，遭到惨败，被召回伪满“首都”新京(即长春)，当年10月，又调他到齐齐哈尔市第三军管区任中将司令官。这时，伪满的文武百官几乎都去过日本，朱榕再也推辞不掉了。1940年敌寇决定他4月去日本，我心里很清楚，他这一去就不会回来了。我妹妹朱傲石(原冶金部离休干部，共产党员)那时11岁，跟我母亲住在教养院。她回忆说：父亲动身前，看见母亲哭红了眼，她问叔祖母怎么回事，叔祖母告诉她父母吵架了。
在父亲动身的那个晚上，我们全家都站在汽车旁边送他。我跟他道别后，急忙跑进储藏东西的小屋去哭泣。过了几天，我收到他从朝鲜釜山寄来的明信片，让我“听母亲的话，好好读书”，我又一次跑到没人看见的地方去落泪，可我没敢把这张明信片留做纪念。
父亲的死讯传来后，母亲给我看了他临行前写给祖父的信。他在信中忏悔：“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父亲”，因不肯去日本向天皇称臣，决定跳海。这封信还没能带进关里，祖父已于1941年1月病逝在西安。听我妹妹说，日本投降后，母亲才把这信拿给她和弟弟等家人以及随我父亲去日本的副官张烈臣以及母亲的同事们看，我母亲还叫她送给阎宝航(著名爱国人士，东北解放后任辽北省主席)看过。
我二舅张澍霖(字震西)，曾当过吴铁成的私人秘书，父亲自杀时他在国民政府里任职(抗战胜利后他去了台湾，早已病故)。不知我母亲怎样辗转把朱榕自杀的事告诉了我二舅，我二舅又转告给国民政府，结果朱榕受到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十多年前，我叔叔朱权查找到《国民政府公报》，登载着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6月2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蒋中正(即蒋介石)发布渝字第367号《国民政府令》，他把复印件寄给了我。政府令如下：“朱榕为赈济委员会故常务委员朱庆澜之长子，教秉义方，效忠党国。曾任陆军旅长(注：应为团长)驻守关外，沈阳事变，身陷敌营，去秋(注：应为去春)寇拟舰送东京，中途乘隙蹈海以死，志节凛然，殊堪矜式，应予明令褒扬，并准入祀绍兴县忠烈祠，以彰忠孝而示来兹”。
朱榕在去“友邦”日本参观途中，死得不明不白，敌伪当局无法交代，遂在报上捏造“事实”，掩盖真相，说什么“这天凌晨，轮船上的茶房(即服务员)看见朱榕在甲板上，并问朱要吃什么早点。等拿来早点之后就找不见他了。”还说“这一天风浪特别大，朱的腿又有毛病(注：摔断过)，可能是失足落水。”尽管日寇精心虚构这么细致的情节，也无法让人相信，人们窃窃私语：“这么大的官，这么大的人，在轮船上怎么会失足落水？”“我看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在敌伪统治下，了解真相的我们只能吞下苦果，却不敢说什么。
朱榕宁死不肯去日本向天皇称臣，他唯心主义地认为，只有朝觐日本天皇才是真投降。他临去时带上了一套深蓝色西服，身上穿的是伪军装。他跳海后，随他前往的副官张烈臣，刚一登陆马上返回。在带回来的朱的遗物中，西服不见了，他穿在身上的伪军装却放在箱子里。很明显，他是脱掉黄皮伪军装换上西服跳的海。日本人想在他随身携带的照相机里寻找点什么可做文章的东西，结果他们冲洗出来的胶卷却是一片空白。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离休教师，今年79岁。中学毕业后，决心进关寻找机会参加抗日。1943年春到上海，经地下党员介绍，于1944年1月投奔新四军，一年半以后，在新四军四师政治部敌工部参加了共产党。我用亲身经历揭开“朱榕之死”这个谜，一则回答知道朱榕其人其事的人们的疑问；再则揭穿半个世纪多日本帝国主义伪造的骗人谎言，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研究历史的人们提供些许翔实、准确的第一手材料。
(朱友石1995年9月6日写于北京，2000年4月20日修改，2003年8月20日稍加增补并修改了标题)山阴淘人 2009-09-17 23:16 来源：黑龙江日报 本报《“朱将军府”被拆了》一文(2003年9月17日)见报后，接到省政协马维权先生(马忠骏之子)的电话，他说，朱庆澜将军的孙女朱友石辗转看到此文后与他联系，希望能弄清那座老楼的历史，并在“城与人”专刊发表有关她父亲历史的文章。我当然同意。不久，就收到朱友石女士的专稿。我想，发表此文，对于朱友石女士本人的意义与对于黑龙江省的意义同样重要。——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