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讲武堂的几任教育长事迹

张作霖于民国七年（1918年）九月七日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后，为了整训军队培养军官，于民国八年（1919年）三月成立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这是东北军（当时叫奉军）的第一所军官学校。张作霖对讲武堂很重视，所以他自兼堂长，并送其长子张学良入第一期学习。第四期以后，又在堂长之下增设一监督，由张学良兼任。张氏父子对于讲武堂的干部，都是选优派遣。特别是对负讲武堂教育全责的教育长人选，更是十分慎重。讲武堂从民国八年成立至“九一八”事变，共训练了十一期学员、生，经过八任教育长。第一、第二、第三期的教育长是熙洽；第四、第五期的教育长是肖其煊；第六、第七期的教育长是朱继先和张厚琬；第八期的教育长是张厚琬；第九、第十期的教育长是鲍文樾和周濂；第十一期的教育长是王瑞华和周濂。我由第七期毕业后，留校在第十期和第十一期当队附，而在第七期学习时，又和第六期同时在校一个阶段，所以对第六期以后历任教育长的事迹知道一些，现分述一下：

    一、朱继先

朱继先是辽宁省辽中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日本陆军骑兵学校毕业。民国十五年（1926年）六月任东北陆军讲武堂第六期中将教育长，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又兼任东北陆军讲武堂北京分校（即第七期校址在安定门外黄寺大楼）教育长。在兼任北京分校教育长后，经常在分校主持校务。当年的二月间，在北京南宛负责以东北陆军教导队第五期毕业的学生为基干，编成六个补充团，不久，成立预备军。这时他除任讲武堂本分两校教育长外，还兼任预备军军长，预备军军部即设在讲武堂分校院内。

朱继先对于学生和颜悦色、平易近人，学生出操时，他经常到操场视察，有时到操场四周骑马（他特别爱马）或坐“泥拉根”车压马。学生上课时，则经常到各讲堂听课。每天晚饭后（下午五点半至六点半）学生由各队值星官和技术助教率领在操场作赛跑打球活动，朱继先则经常参加，和学生们赛跑、打球，毫无架子，有时还和学生们开玩笑。

学生早、晚点名时，均集合在校本部楼的后院小草坪上，八个队对校本部站成∪型，东、西两边各三个队，北边两个队。朱继先经常在吹点名号之后即站在校本部楼上，看各队学生集合的快慢情形，有时某队站的队形不整齐，他就指出改正。每周都有一、两次在晚点名后，对学生作短时间的讲话，其内容多是有关训练中的一些批评和改正方法，在他被枪杀的头天即民国十六年（1927年）农历五月初四日晚间点名后，他曾向学生讲话，其内容是：“一个人要兢兢业业作事，只要对国家有益处，就要努力干，不要怕人家说短道长，也不要怕人家嫉妒，我只知把工作做好，不顾一切，就是现在有人从后边把我打死，我也死而无悔。”在他讲话后，同学们都感到教育长今天的讲话异乎寻常，有悲观和怨气。果然，第二天被人枪杀。

学生每天在晚七点至八点半为自习时间，星期一、三、四、六在讲堂学生自习，星期二、五在校本部后边小草坪上集合，由各队值星官带队进行集体复习，教育长和总队长在楼上监视，由六大教程（战术、兵器、地形、筑城、交通、军制）的主任教官，提出复习题，然后指名（按各队学生名册）某同学解答，即或解答对时，也还要再指定一、两个同学解答，如果经过三位同学均未解答对，则由主任教官详细讲解，这样对全体学生的学习既能加深教程的理解，又能促进学生的努力，因为当着全校同学的面，答错了问题是丢人的事。复习的重点是战术和兵器，每星期二自习时间进行，其余的地形、筑城、交通、军制四种教程每两周复习一次，在每星期五自习时间进行，可惜这种好的学习制度，在朱继先死后就无形废止了。

朱继先对于官长和学生的服装仪表要求很严，在当时东北军各级军官的服装自备，所以很不一致，五颜六色，布料各异，但朱继先对讲武堂军官的服装则作统一的规定，统一制作。例如，在第六期时，军官和学员的外出服（学员在校内穿由公家发给的东北军士兵所着的灰色布质单、棉军服），统一制作，颜色、布料完全一致。在第七期时，军官的服装，由设在校内的军衣庄统一制作，夏季分别着深黄色布料军衣和白色布料军衣（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夏季常着白色军服和黄色皮马靴），并规定出操时穿深黄色军服穿马靴，此外则可穿白色军衣。学生每人除发给在校内穿的灰布单、棉军衣外，在夏季并发给白色细布军衣一套，作为外出服。在学生入校不久，校本部贴出通告：“在冬季学生每人发给呢外出服一套”。当时同学们都很高兴，但在朱继先死后，继任教育长张厚琬并未兑现，只是在冬季每人发给一件羊皮长背心（亦称坎肩），套在棉军衣之外，但只能在校内穿，外出时则穿灰布棉军衣。

朱继先当教育长时期，为了避免学生受南方革命党（当时对国民党和共产党视为一体，通称革命党）的宣传，星期天不放假。星期日的上午由教育长、总队长和各队值星官率领全校学生到各公园游览，下午学生在校休息。

民国十六年（1927年）端午节的上午，由总队长林家训率领全校学生到北海公园游览，约在上午九时许，同学们正在各处游玩时，突然听到集合号，同学们跑到事先规定的集合地点，林家训急急忙忙宣布：学生由各队值星官带回学校，他则骑马先走。同学们都感到诧异，因为以前星期日到各公园游览时，都是上午十一时集合返校，并且教育长朱继先经常参加，而今天教育长既未参加游览，又提前返校，总队长又仓促先走，所以同学们感到学校一定发生了事故。在学生返校后不久，就由第四队同学中传出来消息，说教育长朱继先于今天八点多钟在花园饭店被张作相的弟弟张作涛打死，总队长命令不让学生知道。越是不让学生知道，学生知道的越快，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未到中午，几乎全校官生士兵都知道了，官生们如丧老妣一样，愁眉苦脸，缄默寡言，大多数队职官长，精神沉闷，有的暗中流泪。此后约有一个月的时间，虽然每天仍照常出操上课，但不论官长学生，都有心无肝，没有精神。我所在的第二队队长阎克铭，在出操时，跑到操场围墙外坐着哭。这种情况被张学良知道后，他特意到分校来，集合全校官长和学生讲话，他说：“朱教育长很有才干不幸死去，是很可惜的，也是我们全军一大损失，你们悲痛，我也很伤心，我一定妥善处理的。希望全校官生以怀念他的精神，官长照常教育好学生，学生照常读好书。我现在正物色一位新教育长，不久即可到校来”。从此以后，同学们才逐渐恢复了常态。并从此开始每星期日学生放假外出。

二、张厚琬

张厚琬是清末两湖总督张之洞的孙子，1910年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毕业，曾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二第三期当过总队长。民国十六年七月继朱继先之后任东北陆军讲武堂本、分两校教育长。到任后先到沈阳本校代表张学良主持第六期学员的毕业典礼。当年的署假后，即农历七月初九日，张学良亲自送他来分校到任。当时张学良对全分校师生宣布：“这位是讲武堂新任的教育长张厚琬，你们知道他是谁的后人吗？他是清末鼎鼎有名的两湖总督张之洞的孙子，以前在讲武堂第二第三期当过总队长，他的军事学识渊博，教育经验丰富，是我军很优秀的人才，希望你们服从他的指挥，好好学习”。

张厚琬到任的第四天，新任总队长王静轩也到任了。王静轩在讲武堂第四、第五期当过战术教官。当时分校的队职军官，除极少数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以外，十之八、九，是讲武堂三、四、五、六期毕业的，都是张厚琬和王静轩的学生，所以不但张、王共事融洽，而且与队职军官也相处和谐，大改以前林家训任总队长时上下级矛盾重重的现象。张厚琬对学生讲话时，都是笑容满面，遇事循循善诱，从无恶言。他经常到讲堂听课（主要听六大教程的课）。他特别重视战斗教练，他有计划地参加各队的战斗教练，每次演习完毕，他都讲评，指出优、缺点，这对指导演习的官长有督促作用，对学生也能加深所学的领会。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三、四两月，全分校按照张学良的指示，到第二次奉直战时主要战场—山海关进行现地战术、测图实施、战斗教练和炮兵实弹射击，为了养成野战生活，全分校未住村庄，住在山海关外二、三里的空着的从前防疫所建的木板房子，官长、学生均睡地铺，生活相当艰苦，但同学们看到教育长以身作则，每天跟学生在野外演习，同样早出晚归，同学们都很钦佩。

张厚琬廉洁奉公，每月除领薪饷外，不多用公家分文。民国十七年春节时，他手中无钱过年，又有老母在家，他未向讲武堂军需处借用分文，而将自坐的小汽车压在当铺，当了一千元钱。不久，被第四方面军团长韩麟春知道，派人送来一千元钱，才将小汽车赎回来。

民国十七年冬，他调往哈尔滨中东铁路局警务处长，由鲍文樾继任东北讲武堂辽宁本校教育长，在他向鲍文樾办理移交手续后，军需处将他任教育长期间，分校节余的一千二百多元送给他时，他说：“将此节余的钱送给监督张学良。当军需处长将此款送交张学良时，张学良批示：将此款送给张教育长”。但张厚琬并未将此款收下，又再次指示军需处长送给张学良。张学良仍批示送给张教育长。张厚琬又二次拒绝收留，最后将此款留给下任，他分文未要。

张厚琬在东北讲武堂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第八期当过总队长和教育长，不但受到学生们的爱戴，就是在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中，也受到尊敬。民国十六年（1927）冬初阎锡山背信弃义，突然出娘子关，袭击在黄河北岸的东北军的侧背，张学良在北京急于赴前方指挥军事，在出发前因时间紧迫，未能到讲武堂分校向学生讲话，特派炮兵军长邹作华，持亲笔信代表他到讲武堂分校向学生讲话并慰问。当邹作华坐汽车来到分校时，张厚琬早已率全体队职军官和军乐队在校门外整队迎接。但邹作华所坐的汽车，并未进到分校外围墙的大门（离校门还有三、四百米）而下车，步行进入外大门，并令其随行参谋跑步先向张厚琬报告，请不要吹“接官号”。这是对张厚琬尊敬的表示。

三、鲍文樾

鲍文樾，辽宁省凤城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陆军大学毕业。曾任镇威军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司令部参谋长多年。民国十七年（1928年）冬，东北军缩编后，调任东北讲武堂辽宁本校教育长。当年东北讲武堂范围扩大，校址由沈阳小东边门外，迁到东山咀子（也叫东大营）营房，第九、第十两期同时在校，共有学员、生三千多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军官学校。军官学校办的好坏，直接影响军队的素质，所以张作霖对讲武堂教育长的人选，极为慎重，从第一期到第八期的四任教育长，都是优秀人才，唯独鲍文樾任教育长后，从未到过操场一次和到讲堂听一次课，在他任教育长的一年中，除在开学典礼时，陪着张学良与全校师生见面外，仅给学生讲过两次话，一次是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夏，他代表张学良到南京国民政府办事返回沈阳后，分别对第九、第十两期学员、生讲话，其内容是夸耀他代表张学良到南京向各方面联系和到苏、杭游览的情形，他说：“古人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这次到江、浙一带走了一趟，确是名不虚传。但对学生如何训练的事，只字未提。在他向学生讲话时，全体官长学生都服装整齐，精神严肃，可是鲍文樾上身穿着西服未结领带，下身穿着军裤，光着脑袋，流里流气，很被学生们轻视。

讲武堂从来对官长和学生要求严守军纪风纪，在校内一律穿军服，并且要整洁，以养成军人威严的仪表。按照“陆军礼节”上的规定，军人在室外要戴军帽，行举手礼；在室内要脱帽，行鞠躬礼。而鲍文樾身为教育长，对学生讲话时，却极不严肃。所以在他讲话后，许多官长暗自议论，说他有失教育长身份。

鲍文樾第二次对学生讲话是在当年的秋季，这次他穿着整齐的军服，他讲话的内容是警告学生不要骄傲，学无止境。他说：“听说你们很自满，现在我问你们，谁读完了四库全书？有读完的人站出来，我拜他为师”。当然没人站出来，因为学生都是二十几岁，怎能读完四库全书，在全国来说，读完四库全书的人也不多。所以在他讲完话后，有的官长讲：“教育长不是对学生讲话，而是对学生开玩笑”。

在鲍文樾接任教育长之初，适讲武堂范围扩大，比原来的本、分两校之和还扩大了一倍，原来本、分两校的干部不够分配，鲍文樾就从部队被编余的军官中调用一部分，并且委任要职（例如大队长、队长、主任教官等），而对原在讲武堂任教多年，有教育经验的人员，则不重用。他从部队调用的人员，绝大多数虽然也曾从各种军官学校毕业的，但多未在军事学校工作过。按惯例凡在军事学校任教的军官，都是选择学术比较优秀的，而鲍文樾则任人唯亲，例如第十期的四个大队长，都是从部队被编余后新到讲武堂的，而原在讲武堂任教多年的人，他则不用。更为奇怪的是，讲武堂从来也没有“行伍”出身的军官，担任队职和教官的，而鲍文樾则委派一个“行伍”出身的刘ⅹ泽（本来是在部队被编余后，送到讲武堂第九期学习的，因认识鲍文樾，于是派他为第十期第二大队中校大队附）。

鲍文樾官僚主义严重，一切校务交给校附韩某主持，韩某是北京人，他拉来不少同乡到讲武堂工作，特别是事务部门（即现在的后勤部门），所以当时有人说：东北讲武堂是“北京饭店”。

张厚琬在调哈尔滨路警处长之前，曾以讲武堂教育长的名义，下令晋升在第七期任少校队附的高建勋和任少校队长的赵有耆为中校，只是还未向张学良的东北保安总司令部呈报，张厚琬就离任了。当时高建勋和赵有耆都遵照讲武堂教育长所下的命令，佩戴上中校肩章，但鲍文樾到任后，否认了张厚琬所下的晋升高建勋和赵有耆为中校的命令，硬是摘下高、赵二人已戴的中校肩章，当时引起了原北京分校的官长和留校学生的不满。

鲍文樾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十二月调为哈尔滨东省特别区警务处（简称特警处）处长。

四、周濂

周濂是辽宁省开原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毕业，郭松龄反奉时任张学良在兴隆店设的指挥所的副官处长。民国十六年（1927年）端午节，讲武堂教育长朱继先在北京被张作相的弟弟张作涛枪杀后，张学良曾一度派周濂到北京分校代理教育长职务，周濂也曾到北京分校来过一次，但遭到全体官长的白眼而未敢再来。不久，张学良派张厚琬为东北陆军讲武堂本、分两校教育长。

周濂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十二月继鲍文樾之后，任东北讲武堂辽宁本校教育长。他与鲍文樾相等，从未到过操场和教室视察过学生的训练情形，也未对学生讲过一次话。他到任之初，在校本部请全校军官吃一顿饭，在吃饭之先，他气势汹汹地对军官训了一番，他说：“我是铁面无私的，不讲人情，希望你们今后规规矩矩做好工作，只能做好不能做坏。”在饭后散场时有人说：“他不是请我们吃饭，而是请我们吃气，他新任教育长，本来应当对如何训练好学生，作些指示，可是他对教育的事，只字未提。”据熟悉他的人说：“周濂只会横，旁的什么也不懂，派他来办讲武堂，是张学良的失策。”

周濂对于部下要求过苛，讲武堂距离沈阳城十几里，附近村庄很少，并且很小，讲武堂没有军官家属宿舍，除各级队职军官（即总队长、大队长、队长、队附、助教等）按规定均住在校内外，所有教官（即教六大教程的军官和技术教官、助教等）校内均无住处，所以不论有无家属，均住在沈阳城内。但上下班的交通很困难，讲武堂只备有每天早六点由沈阳小东边门外至东山咀子的三节（辆）平板（即无车厢、车蓬）小火车（是郭松龄修建东山咀子营房时修的运料车），早送晚（六点）接往返一次，供军官上下班之用，不但人多拥挤，并且夏天日晒雨淋，冬天挨冷受冻，如果某教官的课排在当天的下午，也得早六点乘小火车赶到讲武堂等到下午才能上课，可是讲武堂校本部既无教官休息室又无食堂。所以教官们为了避免到讲武堂后无处呆无处吃的困难，在上课之前由沈阳城内坐人力车或出租的小汽车（当时由沈阳城内至讲武堂只有由大北边门至东山咀子一条公路）到讲武堂，但坐人力车要走一小时以上，坐出租小汽车又不能随到随开，必须等到车满座才能开车，因此，教官们常常不能按时到堂授课。这是对于训练学生的实际困难，而周濂不设法解决。当时许多军官要求每天多开几次小火车，接送住在沈阳城内的军官，但周濂和负责校务的韩某均置之不理，并且要求教官们必须按规定的时间授课，如果晚到十分钟，即按误课论。扣发按每月薪饷二十分之一的罚款，将罚款给临时代课者。这一规定教官们敢怒而不敢言，只有背后骂娘。

民国十九年（1930年）秋，讲武堂第十期学生毕业后，范围缩小，各级军官过剩，但同时又新成立一个步兵研究班和步兵教导队。因为步兵研究班是培养中级指挥军官的学校，原在讲武堂第九、第十两期任职的军官，有的学识、学历不够（例如只在讲武堂各期毕业的军官，就不能在步兵研究班授课，必须在国内外陆军大学和步兵学校毕业的军官，才能授课），所以从外部选调一部分（现在黑龙江省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肇治，即是由东北陆军步兵第一旅的少校营长调升为步兵研究班中校教官的），凡是新由外部调到讲武堂任职的军官，均提升一级，而由原在讲武堂第九、第十两期任职的军官，调到步兵研究班和步兵教导队工作的，即使任按编制规定级别的职务，也不能晋升。一句话，就是因为原来讲武堂的军官过剩，不论你的能力如何，不准晋级，但从外部新调到讲武堂工作的则可晋级。这种不合理的规定，怎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第十期学生按教育计划应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六月毕业，因张学良当时未在沈阳，他指示：“第十期学生毕业典礼要待他回沈阳后亲自主持举行。”因此七、八两月，学生不出操不上课在校休息，部分住在城里的军官晚来早走，或者不上班，不论官长和学生纪律都很松驰。在七月初的一天早饭后七时许，周濂来到第十期，集合全体队职军官和学生，点军官的名，当时有经常晚上班和不上班的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吴树滋和第七队少校队附耿毓光未到，周濂当场宣布：“吴树滋、耿毓光各降一级。”事后耿毓光对人说：“周濂真是打他爹，公事公办”。

五、王瑞华

王瑞华是辽宁省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毕业。郭松龄反奉时，由东北陆军军士教导队第四期队附升为旅长。民国十七年（1928年）冬东北军缩编后，他又任教导队第六期教育长。民国十九年（1930年）夏教导队撤销，九月他调任东北讲武堂辽宁本校第十一期教育长。当时张学良将东北军的所有军事教育机关（除东北学生队外）均归并于沈阳东山咀子东北讲武堂之内，设堂本部由副监督周濂统一领导。辽宁本校第十一期教育长，形同第十期的总队长，一切人事、经理、教育计划等，统由堂本部的教务、训练、事务三处主管。王瑞华向来自命不凡，现在居于周濂之下，并且一点实权也没有，当个空头教育长，他满腹牢骚。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调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继鲍文樾之后任特警处处长。

王瑞华调哈尔滨特警处处长后，讲武堂第十一期教育长由副监督周濂兼任。当时周濂负全讲武堂的责任，更无暇兼顾，学科由教务处长王静轩负责，术科由训练处长高胜岳负责。“九一八”事变时，周濂是全讲武堂的负责者，他未能当夜从城里赶回讲武堂处理一切，而在九一九清晨，换上便衣躲到大南关一个木材厂里（这是1949年春我在哈尔滨东北军区解放教导团学习时，听曾任马占山秘书的付霖旱对我讲的）装老百姓，竟丢掉了全讲武堂二、三千师生于不顾，自己跑到北平。幸有教务处长王静轩于九一九上午由城内赶到东陵附近，将第十一期学员，辗转带到东边镇守使于芷山处，然后发路费，发便衣，化整为零，陆续到达北平张学良的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报道。

六、杨正治

杨正治是湖南省人，民国八年（1919年）五月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二期毕业。曾在讲武堂第四、第五期当过队长，因学术优良，教育有方，颇为张学良嘉许。民国十五年（1926年）秋，张作霖决定在北京设立东北陆军讲武堂分校，招考中学生培养军官。张学良派杨正治为东北陆军讲武堂北京分校教育长，负责筹备成立分校一切事宜。当年冬他先后在北京和沈阳招考千余名中学生，编成两个营、六个连，在北京旃壇寺张学良的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司令部卫队入伍。当年末，杨正治调到部队工作，讲武堂北京分校教育长一职，由讲武堂本校教育长朱继先兼任。

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入伍生队的概况

郑殿起

关于东北讲武堂的史料，在辽宁省政协和沈阳市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集上，均有刊登。但关于第七期入伍生队的训练情形，则尚未见到。东北讲武堂从民国八年（1919年）第一期起，至“九一八”事变时，共训练了十一期。学员、生的来源，除第七期和第十期是在社会上招考的文学生外，其余各期，几乎全是调训部队的在职军官，因此没有经过入伍教育。只有第七期和第十期是招考的文学生，按照国内外军官学校教育的惯例，凡由文学生考入军官学校的，在进行军官教育之前，先到部队接受士兵应受的训练。例如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先到联队（相当于中国部队的团），入伍六个月。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学生录取后，张学良将军命令先到他的卫队（镇威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司令部卫队）入伍四个月后，再经过甄别考试，合格的正式升入第七期。第十期虽然也是招考的文学生，但它的入伍训练是在专门训练军士的东北陆军军士教导队进行的，未正式到部队入伍，因此第七期入伍生队的训练，是东北讲武堂仅有的一个训练形式，故将其概况忆述于下：

一、入伍生队训练的目的和时间

民国十四年（1925年）张作霖击败郭松龄反奉后，领有河北（当时叫直隶）、山东两省地盘，并向黄河以南发展，军队扩大后，感到军官特别是初级军官的不足，民国十五年（1926年）虽然有讲武堂第六期学员四百余名和教导队第五期学员一千五百余名，在校训练，但由于战争的伤亡和部队扩编的需要，必须培养后备的军官，于是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秋张学良派曾在东北陆军讲武堂第四、五期当过队长的杨正治负责，在北京成立东北陆军讲武堂北京分校，招考具有中学文化程序的文学生，进行两年军事教育，毕业后担任军官。

杨正治受任为东北陆军讲武堂北京分校教育长后，于当年的冬初，先在北京招考学生五百余名，编成东北陆军讲武堂军官候补生队（简称入伍生队）第一营，由杨林兰任中校营长，下辖三个连，由樊光晋、沈景阳、赵大中分别任第一、二、三连少校连长。于当年的12月间，在沈阳又招考学生五百余名，带到北京，编为入伍生队第二营，由王秉越任中校营长，下辖三个连，由常恩多、高建勋、夏永佩分别任第四、五、六连少校连长。入伍生队设在北京旃坛寺张学良的卫队内，以连为训练和生活的单位，不与卫队的士兵在一起，训练的目的是熟悉军队士兵（由二等兵至中士班长）的生活习惯、担任各种勤务和军、风纪的养成，入伍期定为四个月。一切训练、生活管理事宜，统由卫队上校队长王以哲负责。连长以上的干部是由杨正治派遣，都是各期讲武堂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各连的排长和司务长则是王以哲由卫队派遣的，他们全是各期教导队毕业的，只有高小的文化程度。

二、入伍生队训练的内容

入伍生队训练的内容，分为学科和术科及担任卫兵勤务三项：

1、学科：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陆军礼节、内务规则、陆军惩罚令等。

2、术科：主要是制武教练（也叫基本教练），由各个班、排至连教练，先是徒手教练，后为持枪教练，徒手教练占术科教练三分之二的时间。因为王以哲注重军人仪表和军风纪的养成，在徒手训练中，“拔慢步”走正步以及室内敬礼和室外敬礼。陆军礼节书上规定，除上级到下级室内，可以不脱帽，以举手还礼外，其余的，军人进入室内，均须脱帽，在室内行室内敬礼，即身体立正后，右手持帽，上身向前倾十五度的鞠躬礼。室外敬礼，即举手礼，将上身挺直，右手五指自然伸平，手掌心微向外，举到与帽沿略平的程度，待受礼者还礼后，方能将手放下。但室外敬礼又分两类，即向直属长官敬礼时，要立正后再举手敬礼，也叫停止间敬礼；对非直属长官敬礼时，可以边行进边举手敬礼，也叫行进间敬礼。

3、卫兵勤务：入伍一个月后，入伍生即开始服卫兵勤务。卫队所在地的旃坛寺南北大门的守卫，均由入伍生担任，在正门(即南门)昼夜有一个排的入伍生值勤，凡是卫队队长王以哲进出营门时，均须排队迎送，为了在他进营门时能事先排好队，在营门外的东西两侧二百米处，昼夜各派一名入伍生瞭望，发现王以哲来时，即以哨音传至卫兵室，卫兵排听到哨音后，即紧急在大门内集合排队，迎接王以哲。在他出营门时，则由其副官事先通知卫兵排整队送出。据说这种一日数次的频繁迎送，其目的是训练军人应具备紧张而迅速的动作。

三、入伍生的生活状况

入伍生几乎全是由文学生考取的，仅有极个别人过去在军队生活过，如曾在东北陆军军官教育班受过训的张一吼。入伍生入队后即开始严格的军事训练，特别是王以哲要求多拔慢步（即一腿抬起，一腿站立，两手向后背，上身挺直，两腿交换慢慢前进，每天出操四至六小时，分上下午两次，精神肉体最初都有些吃不消。许多同学在收操后，上楼（两层楼）都抬不起腿来。由于体力消耗太大，饭量和体重普遍增加。

入伍生队的排长和司务长，全是由卫队中调派的，其中有些是由军士新提升的，文化程度既低，又无教育经验，唯一的特点就是蛮横和当时行伍中流行的粗暴风气，伸手就打，张口就骂。在此只举一个例子，我是第五连的学生，有一天早饭前由准尉司务长王静×（大麻子）上内务规则课，当时上学科课时没有讲堂，在入伍生宿舍，而宿舍也没有床，即在地板上打地铺，上课时同学们聚坐在地铺上。王麻子上课并不讲内务规则，而是逗同学们笑，当时有吕德斌和另一李同学，笑的声音大些，于是王麻子就令吕、李二同学对面低头坐着，二人的头相距半尺许，王麻子一边讲话，一边趁吕、李二人不备之际，他突然用两手抓吕、李二人的头相撞，梆噹一声，吕、李二人哭笑不得，又引起全连同学大笑一阵。王麻子又在笑的同学中，再抓出二人，如整吕、李二人那样，表演撞头，这样就引起同学们不断大笑，笑声达于楼外，被营长王秉越听到，乃派营附高玉堂前来制止。王麻子才停止他的恶作剧。如此就说明入伍生队的排长、司务长的质量。据说：当时卫队就是这种风气，王以哲每天早操前到卫队各连视察，发现连、排长有不当之处，他就拿着藤条打后背。可是王以哲对入伍生则和蔼可亲，从无恶言，并且经常接近学生。

四、各自为政的现象

入伍生队的训练，完全由王以哲负责，在术科训练中，王以哲着重走正步的训练，因为入伍期满时要进行校阅，而校阅的方式是阅兵式和分列式，分列式是以正步走的整齐与否来评定优劣的。王以哲式的正步走法，与一般不同，除去抬高迈大外，在脚着地时，须将脚向前平撮一下。这种走法不同于当时所用的步兵操典的规定，但他可以各自为政，必须按照他的规定去训练。因此，在入伍生中由教导队第五期毕业学员考来的几十名学生，因为正步的走法不同，也得出小操，专门训练走正步，这岂非笑话。

五、入伍生队结业

民国十六年（1927年）三月入伍生队学生入伍期满，由东北陆军讲武堂教育长朱继先（入伍生队开学之前，原东北陆军讲武堂北京分校教育长杨正治即调出，由东北陆军讲武堂本校教育长朱继先兼任北京分校教育长）主持甄别考试，先在北大三院进行学科考试，考试内容，仍为国文、数学（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和外语。并规定在国文试卷上填写志愿入的兵科（即步、骑、炮、工、辎五科），每人可以填三个兵科，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的顺序填写。然后在养蜂夹道操场，由朱继先亲自校阅，先阅兵式后分列式，最后他逐人点名，详细看看每人的仪表形态，作为分兵科的准则。据事后了解，绝大多数都按每人所填的第一志愿分配的，只有少数骑兵科的同学，未按自己的志愿分配，因为朱继先很重视骑兵科，在他点名时，看到身体健壮，精神充沛的，即或未填第一志愿是骑兵科的，也被分到骑兵科。还有文化程度较低的，则被分到辎重科。

入伍生队共有一千余人，经过四个月的训练和最后的甄别考试，正式升入讲武堂第七期的有九百二十余人，被淘汰的近百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文化程度较低和身体较矮，均拨归卫队的学生队继续训练，他们多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冬考入讲武堂第十期。

六、入伍生队的排长们绝大多数也入了讲武堂第七期

入伍生队结束后，在入伍生队当排长、司务长和在卫队当副官的四十余人，要求入讲武堂第七期，由卫队队长王以哲向讲武堂教育长朱继先提出后，朱继先以他们未经过讲武堂正式教育，并且知道他们多不具备中学文化程度为由而拒绝。以后王以哲又向张学良请求，经张学良批准免试，才勉强进了讲武堂第七期。所以在我们已开课半月以后，他们才入校。其中有少数人在入伍生队时，对同学们只知粗野的人，见着同学很不好意思，例如前面所说王麻子之流，但同学们对他们都很原谅，不计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