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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抵抗政策与张学良将军
2021-8-20 13:03| 发布者: admin| 查看: 673| 评论: 0|原作者: 孙德沛|来自: 沈阳市政协文史资料
不抵抗政策与张学良将军 孙德沛 我叫孙德沛，现年七十有三，身心俱衰，已垂暮矣。在这有生之日，愿把我亲历的一件终生难以忘怀的往事一一我所知的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真相以及我与张学良将军一次相会的情况，记录下来，以兹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十三周年，并向我的老师原东北陆军讲武堂监督、长期被蒋介石软禁在台湾的张学良将军致敬。一九三○年八月，在我任黑龙江省依兰镇守使兼步兵第九旅旅长李杜将军的上尉参谋时，一次请假回吉林永吉县老家省亲。经我的表哥（吉林省督办公署满蒙科科长）唐吉三的介绍，得以与吉林省督办公署承启官兼督办公署卫队团上校团长冯占海相识。我与冯既是讲武堂前后期同学（冯三期我七期），又是至亲：我的姑父魁升（唐姓，满族人，吉林省三大家族之一），系东三省高等政治顾问兼吉林省省长，有子女七人。我七表哥唐宝卉的夫人，是督办张作相的侄女（张作舟的女儿），唐和张乃儿女亲家。督办张作相是冯占海的亲舅舅。我六表哥唐畏三夫人的侄女，又是冯占海的妻子。俗话说：亲上亲，心连心。我和冯占海之间唠起来自然更加亲切，志同道合，肝胆相照，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第二天，冯即请我到他家吃饭。席间，冯邀我来吉林和他共事，我答应了。饭后，冯急不可待，即领我到张府晋见他的舅勇张作相督办。在冯的推荐如下，张同意了外甥的请求。于是一纸电令，到了黑龙江省依兰镇守使兼步兵第九旅旅长李杜将军的手里。李当然唯命是从。这样我就到了吉林省督办公署卫队团（步兵三十四团），在冯的手下，当了卫队团军士连的少校连长，主持全团军士和优秀上等兵的训练和教育工作，并兼任冯的机要秘书。冯之所以这样器重我，是不无原因的。旧军队所谓承启官，用现代化来说，就是副官处长，看起来无关重要。但冯占海这个承启官，却大权在握。这是因为凡是要人来访，或者有重要事情要办而晋见督办张作相者，都首先必须与冯取得联系、协商，经冯同意后，始能登堂入室晋见张督办。冯虽然在讲武堂学习两年，但毕竟文化低，根基差，他给张督办当承启宫，是本想协助亲娘舅把事情办好，但力不从心，徒唤奈何而已。我做了他的机要秘书，把我就当成了左膀右臂，给以无限的信任。“士为知己者死”，我当然也竭尽我的所能辅佐他尽力工作。因此，我在公余之暇，每晚必到冯宅与之当面磋商一些大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野心，早为国人所知。其所以未敢贸然进犯，碍于国际舆论是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是，时机未成，找不到挑衅出兵的借口。一九三一年五月，吉林省长春附近，日本人一手制造的“万宝山事件”发生之后，中日交战之说甚嚣尘上，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在东北军中，年纪较大的军官，差不多都知道那场蹂躏我国领土和主权的日俄战争，日本小鼻子居然打败了俄国大类子，岂非咄咄怪事！因此，他们一提和日本打仗，就谈虎色变，患了恐日症。而那些年轻的军官，例如卫队团的连营长，多半出自日本的士官学校和东北讲武堂，他们不怕和日本打仗，所谓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仿佛学了一身本领，尚无用武之地。此刻，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想和小日本于一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优略者终于打响了侵略我国的第一枪，炮轰北大营，占领了沈阳城。十九日拂晓，吉林省督办公署即得到了情报。但是，因督办张作相父亡，回原籍辽宁省义县老家奔丧。在督办署内，群龙无首，没有人来主持根据这突然变化的局势召开会议，共同磋商和研究相应的办法和措施。但从沈阳方面传来的这一消息却不胫而走，已是满城风雨。说“东北军一枪没放，日本鬼子就占领了沈阳”，说“北大营打的很激烈，日本鬼子被打死老鼻子啦”（编者：东北土话，众多之意），说“沈阳城四门紧闭，里外不通”，说，日本兵占领沈阳后，就来打吉林”，如此等等。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大有黑云压城之势。此时，督办署内也是众说纷纭，百般揣测，莫衷一是。有人说沈阳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可能是事实。但要说东北军一枪未放日本鬼子就占领了沈阳，这谁也不相信（包括笔者在内）。因为北大营驻有东北军中最精锐的一支劲旅一一工以哲的第七旅，说别人不还手有可能，王以哲旅长肯定打，他绝不能“弃甲曳兵”而逃、干那种“开门拇盗”被国人耻笑和辱骂的行径。九月二十日下午六点钟，我照例来到冯宅请示机宜。刚一进门，冯即形色匆忙地对我说：“接张学良将军打给督办的急电，内容我不大懂……”说到这，他站起来打开卷柜，从中拿出一蓝色电报夹子。我的脑海立刻闪过一个念头：肯定发生了不可告人的大事，事关重要。因为我知道，根据团部规定白色为一般电报，红色为重要电报，而这蓝色的则是机密的电报。我接过这机密的电报，豁然映入我眼帘的是这么三十五个字： 特急 吉督署张督办 奉密电令 我国遵守非战公约 不准衅自我开 张学良 北京 我先是一愣。我想，仗打起来了，怎么还不叫打呢？继而对冯说：“这电报命令要咱们遵守国际公约，不准衅自我开”的‘衅’字，是挑衅的意思，就是我们挨打也不叫我们还手，如果还手，那就是我们挑衅，这不是岂有此理吗？”冯接着征求我对“九·一八”事变的看法。我说：“蒋介石这是别有用心！”接着我又加重口气说：“国家神圣领土，不容侵犯。如果日军进犯吉林，我们应当立即予以痛击，不听蒋介石那一套。”说实在的，当时我敢于在冯面前说这些话，一是出于义愤，主要还是因与冯有私人关系，否则那还得了。冯听罢点头表示同意。并做了如下的补充。他说：“事关国家兴亡的大事，光你我说了不算数，还得听听全团官兵对这一事变的反应，然后再做部署。”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八点钟，在会议室召开全团连长以上军官会议。首先，冯致简短的开会词。接着传达了电报的内容。与会军官有些没有听懂，冯令我讲一讲电报的意思。我根据个人的理解，做了简单的解释和说明。在座军官听罢大哗，个个义愤填胸，同仇敌怡，一致要求抗日救国。有的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该是我们报效国家的时候了。”也有的说：“叫我们遵守国际法，日本侵略我国，它就违反了国际法，我们有权自卫。”还有的军官骂骂咧咧地说：鬼子打我们，不让我们还手，让我们干挺着挨打，这不是他妈的诚心叫我们当亡国奴吗！不听蒋介石的屁令！”冯根据大家日本意见和要求，做了发言，并鼓励大家说：“目前，各位要提高警觉，坚守岗位。我们国家的神圣领土，绝不容侵犯。”他当即命令第三营在吉林省会永古市郊外的战略要地，构筑工事，准备迎敌。张学良将军打给吉林省督办张作相的那份紧急电报，电文里的所谓“奉密电令”，就是蒋介石打给张学良将军的电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现在人们希望知道的是事实的真相，能够有人揭开迷雾，来个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一九三五年，陆军第六十三军军长冯占海率部在河北省高邑、宁津、柏乡等八个县整编训练。同年八月，蒋介石电令东北军少校以上军官，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庐山军官团第二期受为时一个月的训练（九月一日到三十日）。我们六十三军少校以上军官，在军长冯占海领导下，从高邑首途赴汉口，追与其他五个军的少校以上军官会合后，再乘车去庐山。我们下火车，就受到驻在该地的副司令官张学良将军的欢迎和款待。上站迎接我们的司令部副官处负责人传达了两项通知：一、上校以上军官住扬子江大饭店，中校以下军官住汉口世界大旅社；二、在日内即将召见并宴请上校以上军官。我们这些东北军的军官由老家转战各地，已有四年没有看见张学良将军了。此刻，即将晤面，都很高兴。大家至指定下栩处先住下以后，即抓紧时间畅游武汉三镇，去黄鹤楼观景，到汉阳兵工厂参观，晚间乘船顺长江而下到赤壁凭吊古战场，玩得颇为痛快。宴会那天，我们早起整容束装，来到徐家棚总部，前后到达东北军第五十一、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二、六十七等五个军的上校以上军官共二十人。他们是：中将军长王以哲、周福成、冯占海；少将师长缪激流、牟中珩、常思多、霍守义、王秉钺；少将旅长荣子恒、黄德兴、邱立亭、王锡山、赵维斌；上校师参谋长方淑洪、蒲贵麟；上校团长宋光第、张廉春、熊飞、范广禄；师上校参谋处长孙德沛（笔者）。宴会大厅分三席对号入座。我身边坐的是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是我的老师），彼此询问情况，互相问候致意。桌上摆满了外国名酒，包装华丽，干恣百态，有法国的葡萄酒、英国的白兰地、美国的香槟酒，等等。张学良将军携幕僚来到宴会厅。随员有少将副处长唐海、上校秘书处长苗剑秋等人。张身着黄色军装，佩上将军衔，精神抖，红光满面。我们全体肃然起立致敬。张学良将军挥手“开始会餐吧。”让我们坐下，并笑着对我们说：按照惯例，正式宴会开始之前要干杯的。杯里的酒，先由副官按主宾席位依次斟满。可今天副官不仅没有斟酒，而且连酒瓶子的盖也没打开。大家都有点不解其中意。这时王以哲军长小声对我说：“你和副司令熟，问问这酒让不让喝？”我当即站起举手立正说：“报告老师，这酒可以喝吗？”张学良将军坐在位子上看了看我，先示意让我坐下。接着他站起来，态度严肃、声音低沉，发表了即席讲话：‘九·一八’事变以来，国人称我为‘不抵抗将军’，我蒙受如此不白的耻辱。我为什么不抵抗？苦衷难言。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占领了沈阳，我接到蒋介石紧急电令，电文的内容是：‘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当时我立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共商对策。从政治和战略上分析，敌强我弱，假如违令抗日，孤军作战，后继无援。其结果不仅有可能全军玉碎，更为严重的是，唯恐给东北荷胞带来战祸，造成极大的灾难。为了避免无调的牺牲，保存实力，所以我忍辱负重，暂率东北军退出东北，卧薪尝胆，同仇敌忾，整军经武，提高部队素质，以期有朝一日打回老家，消灭日本侵略者。……“你们到庐山受训，路经汉口，我设宴款待，路尽东道主之谊。席上虽备名酒，但今天你们不能喝。我们要效法古人岳飞‘痛饮黄龙’的壮举。我将此酒赠送你们每人两瓶，请带回妥善保存；等待时机，汉卿誓率东北健儿，披甲还乡，收复失地，那时用此酒与诸位痛饮于鸭绿江边，以洗强加在我头上的‘不抵抗将军’的耻辱，以谢国人。…张学良将军慷低陈词，声泪俱下。在座的军官，皆来自辽、吉、黑三省，背井离乡，转战长城内外，怀念家乡父老，倍感骨肉分离之苦，莫不动容，也都流下了热泪。宴会大厅空气悲愤而又沉闷。这时，冯占海将军为了缓和一下这令人不快的气织，他急中生智，叫我站起来致答词。我即受命站起，举手说：报告老师、各位长官、各位同学，大家都不要哭了。古语说：大丈夫泪不轻弹。我们要牢记副司令官的教诲，追随副司令披甲执戈，打回老家，收复失地，消灭日本侵略者，以期举杯祝贺痛饮于鸭绿江边，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为我在陆军讲武堂（北平分校）第七期毕业时，各科考试成绩不错，名列第八。在举行毕业典礼时，由张学良将军对前十名毕业生亲赠短剑一柄一一由张学良点名，夫人于凤至赠递。我在校期间有时和同学到沈阳办事或寒暑假回家，总是亲到帅府看望张学良将军及其夫人于凤至。在帅府的食宿多是由于凤至照顾，临别时总是给我们拿些零花钱（记得最多一次给了二百元）。当年张学良将军赠给我的两瓶酒，我由汉口带到庐山，又由庐山带回河北高邑。令人遗憾而又感到内疚的是，这两瓶酒在我招待客人时喝了，追悔莫及。假如我把这两瓶保存到今天，在不久的将来，台湾回归祖国怀抱，我的老师张学良将军叶落归根，由台湾返回神州大地。彼时，我虽因年老步履维艰不能前往亲迎，但我总可以在我的家里，斟满当年这杯酒，高高举起，遥望北京一饮而尽，默默地祝福我的老师健康长寿。 中村事件亲历记金东复记得，一九三一年我刚满二十岁，在东北兴安屯垦区屯垦军三团二营任中尉骑兵中队长。团部及所属各部队，除三营外，均驻扎在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余公府附近，即王爷庙（今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境内。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一一“中村事件”，就发生在这里。我曾参与其事。现将我目睹的有关“事件”的真实情形记述如下。事件发生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下旬。当时，我团二营，即我们骑兵大队，在团长关瑞玑（名玉衡）上校的率领下，前往团部驻地佘公府去王爷庙南突泉县一带执行剿匪任务。一天晚上，大约八、九点钟，我们已经休息。突然，传令兵传达团长命令；“有紧急情况，要在二十分钟内喂好马，准备出发”。这时，我们中队为前卫，在集合时，我请示团长往什么方向前进。团“回团。”队伍很快就出发了。长指示说：一路上，团长不断地催促队伍快走，后来，他的坐骥索性跑到我们队伍的前头，命令部队紧跟。团长的战马，高大健壮，跑得又快，后面队伍中的马弱者，有的逐渐掉了队。因为我有一匹备马，换着骑，所以才勉强跟上。此时我的心里十分纳闷：究竟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回团部竟如此急若星火，经过一百余里地的强行军，到达营房驻地已是下半夜了。战马浑身汗水淋淋，人也极端困乏，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不是由传令兵而是由团部副官亲自秘密通知，让连以上干部去会议厅开会。当时，我团三营是屯垦公署的卫队营，驻扎在洮安（白城子）。团部所在地尚有一营、二营（即骑兵大队），团部直属通讯连、机枪连、迫击炮连、军械处、军医处等连以上的军官共有二十人左右。到会议室等了片刻，团长与三位副团长从内室走出。宣布开会后，副团长董平舆口（后改名董昆吾）少校先介绍说：“昨天清晨，哨兵发现有人在营区外拍照，上前制止时，来人不但不听而且盛气凌人。我接到报告后，出来用日语询问（董副团长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日语说得很好）。为首的说他叫中村震太郎，是来东北考察农业的。他随即拿出了由南京政府签发的外交护照，上面还有路经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签字。我们交谈中得知，中村是日本士官学校我的上届毕业生，我们是同学。中村一行人还有一个日本人，一个蒙古人，一个白俄。那个日本人叫井杉延太郎，是中村的助手，蒙古人是带路的，白俄是马匹的雇主。我将他们领到团部后，经检查发现他们携带有军用地图、测绘仪器等从事间谍活动用的物资器材，并在日记本上有对我边防地区兵力分布、军事地理等情况的详细调查和记载。于是我赶紧派人向团长做了汇报。”当董副团长讲到这里，才解开了昨夜团长之所以那样急切返回营地的疑团。团长关玉衡接着讲话。他说：“现在我们已经将中村等人拘留起来了。经初步审查，中村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大尉，那个日本人是退伍军人，原上士曹长。他们系一个月以前，由海拉尔出发，经过兴安岭，索伦山，到我们边防军事要地调查军事地理的。对我们这一带的气候、雨量、村落、居民、兵力等详细情况，都有记录并绘制了地图。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侵略，早就野心勃勃。中村显然是为他们侵略中国东北搜集军事情报的，纯系军事间谍。我们若放了他们，国家的机密就要落入日本手里；要是把他们扣留后再通过外交途径，恐怕也不好解决，因为我们是弱国，一些当权者怕外国人怕的要命。因此，不如我们将他们秘密处死，这样既能保住国家机密又不至于招来许多麻烦。何况本地区，经东北长官公署早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谢绝外国人来屯垦区参观游历，不发护照在案。所以经团部研究，准备今晚就把他们处决，大家看行不行？”短暂的沉默之后，大家开始议论。有人说：“中村有南京方面的护照，是经外交允许的，杀死他们一事不好向政府交代，再说纸包不住火，日本国迟早是会知道的，追查起来怎么办？”关团长立即回答说：“中村是以外交面目为掩护，实际是进行军事间谍活动的，已经超过了南京政府允许的范围，所以我们有权处置他。再说，我们这个地区很偏僻，周围人烟稀少，只要我们行动周至、严守秘密，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他们，谁能知道呢！”大家又议论了一会，都认为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在东北横行霸道，罪行累累，不知屠杀了多少中国同胞。中村来搞特务活动，现在落入我们手里，决不能轻饶他。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然后，团长非常严肃地宣布了保守军事机密的纪律。我记得是“约法八章”，大致内容如下：1、此为军机，不可泄露，上不许传父母，下不许告妻子，凡有泄露者，祸灭九族。2、如有任何上级机关，或哪一个长官问及此事，只许异口同音回答“不知道”，谁如透露出去，依第一章处理。3、不许私留中村一行人的任何财物；收缴的东西，必须上交团部，违者枪决。4、由今日起，不许官兵聚集，交头接耳，任何人如发现有议论此事的，立即有处决权。5、在书信中向亲友谈及此事者，枪决。6、通信必须经团副官室检查后方准邮出；不经检查私邮信件者，依第一章论处。7、外来亲友必须向团部报告，经审查后方可留宿；否则，来者按坏人处置。8、擅自离岗离职者严惩不贷，确认有投敌行为的，依第一章处理。最后研究了怎样处决办法。团部驻地虽然是坐落在荒漠空旷的山坡下，但佘公府一一蒙古王府，却离此不远，大约有二华里。为防止枪声引来不测，而制定了“刀杀”的行动方案，并做了具体的分工。我们骑兵大队关琛大队长不在家，由刘大队副、我本人和另外两个中队长负责现场及外围警戒，一营营长陆洪勋等四、五个军官负责捆绑押送，其余官佐负责现场处理，执刑的刀斧手是一营一连连长宁文龙。约近晚八点，我们依照命令，各就各位。当时，团里的气氛十分紧张，天刚黑就开始戒严，兵舍全由排长站岗，士兵一律不许外出，连大小便也只准在屋内。刑场设在会议厅。大厅约有一百余平方米，地面是用石灰与炉渣混合铺成的。两侧是团部各部门的办公室，中村等人被分别押在那里。首先是中村被五花大绑地押进来。这时大厅内非常沉寂，笼罩着十分威严的气氛，每个人也都是正气凛然的样子。团长先命令解除中村眼睛上的蒙带和拿掉嘴里的堵塞物，由董副团长担任翻译进行审问。“你到我们东北来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关团长厉声质问。“来考察农业，准备进行经济贸易。”中村狡辩地回答。“胡说，考察农业为什么到边防军驻地搞军事情报？”关团长愤怒地斥责，并且令他交代特务活动的背景和罪行。罪证俱在，中村巳感到无法抵赖，于是他暴露出强盗的嘴脸，大喊大叫地威胁说：“如果不放我，就要上告中国政府，日本关东军是饶不了你们的！”关团长黑龙江省宁安人，中等个，身体魁伟，性情刚毅暴烈。张作霖被害、“万宝山事件”，更加深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此刻，见中村如此骄横，他怒不可猛然大喝道：“混蛋！今天我就要你的脑袋，叫你去上告！宁连长，行刑！”中村立而不跪，狂呼乱叫。几个军官用强力让他跪下。宁连长从旁边走出，手操大刀，走到中村身后。只见刀光一闪，中村就倒在地上。由于宁连长紧张，中村没被砍死，还在地上挣扎。此刻关团长一个箭步上前，从宁连长手中夺过大刀，只听咔嚓一声，将中村的头颅砍下。这时，负责清理现场的人员上来，先将尸体抬到大厅旁的一间空房里，然后用破布将地面的血迹拖擦了一下。继而，关闭长又命令：“带下一个！”就这样，那个日本曹长也被杀掉。为防止失密，另两个人也被同样处死。之后，大家一起动手把大厅收拾干净。整理完毕，团长关瑞玑又给大家开会，并命令团部副官赵衡、刘天鹏俩人在厅外执勤放哨。会上，除重申保密问题外，又商议了对日本军事间谍中村等尸体的处置办法。为尽量缩小目标，最后决定将其尸体分解后掩埋于荒山。就在这天夜半时分，我们十余个连级军官，每人背了一条装有敌人尸块的麻袋，手持一把军用小铁锹，一盏马灯，在团长的亲自率领下，向驻地东南方向的山岭进发。记得当时没有月光，走入灌木丛后，大家便分散开，点上马灯，各自找寻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将碎尸深埋了起来。与此同时，兵分两路，谷副团长尚带一部分人，到距营区七、八里远的山洼里，将中村等的四匹马砍死，连同其一行人的衣物焚烧后掩埋起来。翌日，团长又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开会。原来，董副团长提出：这样处置不可靠。怕一旦走漏风声，日本人来检查，他们的狼狗嗅觉很灵敏，能把尸体给找出来，不如将其投入河里稳妥。因此，团长命令必须把各自埋的所有尸块全都找出来，缺一块也不行，而且要在夜里行动。团长的话音刚落，军官们的脸上便都不由地表露出为难的神色。因为埋尸块是夜里的行动，埋时又只顾及保密，所以很难记准和寻找到自己的掩埋地点。但军令如山，大家也只好去执行。天黑后，我们又拿起麻袋、军锹、马灯，懦喘不安地向荒山走去。虽是夏夜，但山风很凉，加上心情颇有些紧张，因此，感到特别的冷销，手中的马灯更是一颤一抖的。折腾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把尸块挖了出来，回到指定的集合地点。然后，我们又跟着团长来到了洮儿河，选择了一个深水地段，将碎尸集中到几条麻袋内，用钢丝扎上口，再坠上大石头，沉入河底。当大家返回团部时，天已破晓。一夜的紧张心情和劳累的身躯，此刻才算略觉轻松。事过不久，大约在八月上旬，我们听说日本人已知道了中村大尉死于我团的情况，并要派兵来武力搜查。军官们都觉得很惊奇。大家偷偷地议论说：此事处置得这么严密，怎么会这样快就泄露出去了呢？当时，有这样一种猜测的说法，即此事是由我团的副官刘天鹏中尉向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告的密。猜测的事实根据是这样。原来，当时中村被杀后，尸体放于空房内。团长在给军官开会，由赵衡和刘天鹏两位副官在外面担任警戒。刘副官乘机溜进停尸房，想捞点外快，恰被赵副官发现。因为这行为是违犯“约法八章”的。赵副官向上报告后，团长闻之大怒，欲当即处决刘副宫。刘系山东人，与我团第一副团长李允升中校是同乡。经李副团长说情，刘副官幸免于死被禁闭起来。刘副官对此事非常恐惧，怕日后有个万一。于是他偷与家中联系，不久家里发来双挂号信，说父母双双病重，让刘赶快回家。刘副官哭着与团长请假，团长不准。又经李副团长从中说情，答应给七天假；经李再次说情，才勉强给了十天假，并令他务必按时归队，且不准以任何理由续假。刘副官匆匆离队后，不仅一走没复返，而且下落不明。恰值此时，我们听到关东军将要来讨伐我团的消息。所以大家都怀疑是刘天鹏向日本人告的密。时至今日，仍弄不清当时这个猜测是否准确。从以上的叙述中可见，屯垦军处死中村，是出于广大爱国官兵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愤慨，是为了保守中国军事机密的正义举动。然而，当时的国民党卖国政府，事发后，不仅不敢揭露、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活动，相反地却对屯军的爱国军官进行惩处，把关玉衡团长扣押在沈阳，并且任凭日本帝国主义歪曲事实真相，利用“中村事件”为其公开发动侵华战争制造舆论和作为武装侵占我东北的口实之一。蒋介石等掌权者们当时认为，是因为我们处决了中村，日本帝国主义才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所以参与处死中村的人们，都成了历史的“罪人”。正因如此，使我多少年来一直不能谈及此事。今天，当我追忆起五十多年前的这段往事，面对我们伟大祖国的现实，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欣慰！当年我们出于爱国的义愤和作为军人卫国守土的责任感，杀死了两个日本军事间谍。但在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之下，仍然没能避免我东北同胞道受十四年沦亡的苦难。今年，只有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民才能挺起胸膛，在自己国家的疆土.上作了主人，不再受外人的欺侮和宰割了。我现在虽然已年逾古稀，但瞻望祖国光明的未来，我的心情诚如叶帅的一首咏怀诗句那样：满目青山夕照明啊！（本文根据金东复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的谈话记录整理，并经过本人的修改审定。整理人：赵汇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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