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此时正在前线执行剿共任务的国军将领，看到国家有难，纷纷电告蒋委员长要求北上抗日。可蒋介石却在4月向这些爱国将领们下达了一条近八百字的“手令”。文中，他不仅认为：“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还说“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希各懔遵”。高！实在是高！蒋委员长居然能把不愿打内战，想北上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将领说成是“贪生怕死”“不知廉耻”。这等本领恐怕连那些“民国大师”都自愧不如。 
蒋介石为何对“剿共”如此痴迷？当时的国情，真的像蒋介石说的那样，“外寇不足虑”吗？当然不是。事实上，与其说是蒋介石没有把日军放在眼里，倒不如说是蒋介石看到了日本的“强大”，不敢跟日本人开战，因此才说出这种“撑场面”的话。如何理解蒋介石的这种心态，和他在“剿共”、“抗日”之间的抉择，则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蒋介石本人和他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判断。
在面对日本这个已经大踏步走向近代化、工业化的国家，蒋介石对自己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完全没有信心。他认为：以我陆海空军之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脉络悉断，虽欲屈服而不可得。”抵抗毕竟是为了生存，既然抵抗尚不足以求生存，现实的道路便只能是妥协。而这，才是他不敢打出抗日旗号的原因，在蒋介石看来：“能谈就谈，能拖就拖”是最重要的。而且，抗日战争一旦打起来，必然是持久战，因此先解决“匪”，再解决“寇”，是“合情合理”的。当然了，作为全国最高领袖，为了能给全军做个表率，蒋介石还是愿意做做样子的。1933年初，日军攻陷山海关，侵略锋芒直指热河。1月4日，蒋介石电告北平军分会张学良代委员长“从速处置”。同时，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本侵占山海关的行为，提出了严重抗议，并发表宣言，希望国际联盟迅速制裁日本侵略。当然了，这种抗议在当时不会有任何效果。
随后，日军部对外声明：热河为“满洲国”领土，并决定出兵占领热河。事情发展到了这一地步，蒋介石也感到：与日寇已经没有可谈的余地了，必须北上与之一战。不过，蒋介石想归想，实际还是要看他付出了怎样的行动。因为他在看着眼前的日本鬼子横行霸道的时候，心里始终放不下“剿共”。“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也曾中断了对中共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但蒋介石又很快地意识到，“剿共”的突然中断就会使红军获得了力量发展的良机。
因此，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之中的态度很明确：“剿共”与“抗日”，只能二选一。1933年1月29日，蒋介石亲自飞抵南昌，指挥国民党军队围剿中央苏区，并当众表示“余先剿赤而后对日……”。
当年2月份，蒋介石得报，日军将要以八个师的兵力进犯热河，蒋介石感到“……于此半年间，华北局势严重，难保其不再失守”。蒋介石对外患的严重性还是有一定的判断力的。但是，这种判断并没有让蒋介石调转枪口，对准外敌。相反，这还成为了蒋介石要求加速解决“内患”的绝佳借口。2月14日，蒋对第九师，第五十一师四十九团官兵训话：“要知道，先安内而后攘外，本是我们既定的方策，然而现在的外患实在太严重太紧急了……对内剿匪的工作必须于最短期内完成，才可使我们能用全国力量一直御侮，然后才有胜算。”
当然，蒋介石的这番谋划必定无法阻止日军侵略的步伐。于是，国民政府只能任命黄郛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负责与日方谈判，谋求停战。此时日军已经占领了热河，但由于中国军队在喜峰口、古北口等地顽强抵抗，加上从北平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还驻扎着各国军队（源自辛丑条约的规定），日本人害怕引起国际社会的干涉。于是，关东军在日本天皇的训示下，将进入长城的部队撤至长城附近，并退出了滦东。
5月8日，日本参谋本部又制定了《华北应急处理方案》，指出热河作战目的在于“迫和”，要关东军设法在6月底以前努力完成停战协定。这样一来，中日之间达成和平似乎是有希望了。
日本将“可以和谈”的态度，暗戳戳地传递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心领神会”，立刻致电黄郛、何应钦等人，同意以不形成文字性条款为前提想办法跟日本“议和”。后来的《塘沽协定》能够达成，也是因为先前蒋已经有所“示意”，才最终签订。
“解决”了日本人的问题，蒋介石深感“迎来了剿共的大好时机”。他调集百万大军，向红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第五次围剿，中共也迎来了“十年内战”中最艰难的时刻。与此同时，为了讨好日本人，稳定中日关系，蒋介石下令取缔全国一切形式的“抗日行为”，报纸上连“日本”这两个字都不能出现，要以“XX”代替。因此“抗日”就被写成了“抗X”。这种在今天看来十分魔幻的做法甚至一直延续到了1937以后。
1938年，由于香港那边也受到了日本人的压力，蒋介石政府便要求香港的一切媒体刊物上，同样用“XX”代替“日本”，结果激起了民愤，当时的百姓们都说“委座不知亡国恨，隔海犹删抗X言”
当然了，蒋的观点在当时还是有人拥护的，比如何应钦就说：汪蒋均言，战则丧师失地，和则丧权辱国，实在不好做主”。陈公博也认为：“这次战争，实在说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途径的吧”。可这里面出现的人，何应钦是铁杆亲日派，汪精卫是“著名汉奸”，陈公博是汪精卫第二，实在是找不到好人。至于蒋总统在日寇进犯期间的这番做法，网友们怎么看呢？参考文献：《中华民国史实纪要》台北 中正书局《抗日与“剿共”：蒋介石的两难选择》刘大禹《“攘外必先安内”再批判》熊宗仁《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策略研究（1928-1936）——以“剿共”为主要视角》郭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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