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人铁蹄下的斗争

　　作者：张金辉

　　张金辉，又名张德润，张雅轩，西丰县房木村人，生于1912年6月。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入伍。他在入伍前，积极从事革命的秘密工作及抗日救亡运动。入伍后，历任股长、文工团长、副科长、科长；东北军政大学和中南军政大学宣传部长；第21步兵学校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长、文化部长、宣传部长；总政治部文工团政治委员兼团长、总政治部副部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政治委员等职。1978年5月23日因病逝世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终年66岁。

　　潜回东北抗日

　　流亡北平的生活，使人尝够了有家归不得的滋味，敌人的魔爪已经伸向关内，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已经风起云涌，受救国会委派，我决心潜回东北参加抗日活动，再不作徒手呼号。

　　正当人们欢度1932年元宵节的时候，我和希尧（张希尧，张金辉二哥）告别于一个饭馆里，他知我要走，特地从香山进城来送我，买了两盘饺子，谁也吃不下去，互相再三嘱咐珍重。他病情依然严重，我化装潜回东北，也冒有生命危险，弟兄二人颇有生离死别之感，但还是相约要胜利重聚。

　　正当元宵之夜、万家灯火辉煌之时，我化装一个商人，扛着一个包裹，登上北宁路火车，离开了北平。当时我们一共四个人同行（一姓仲、一姓肖、一姓宋，他们都是东北讲武堂或学生队出身的军人），相约路上都不相识，各自行动。

　　再次回到沈阳这别了将近半年的城市，已经有许多改变。太阳旗帜的标志大为增多，日本人大为增多，日本兵已经从原来的“日本站”（租借地）驻进沈阳城内，到处有日本宪兵巡查，鸦片烟馆林立，速成日语训练班很多，人民多半深居少出，市面并不繁荣，“浪人”到处肇事，有所谓“新民会”“大同学院”等汉奸组织。看到这些景象，真是令人欲哭无泪，身为中华青年如何救亡扶危，力挽狂澜，真是一个责无旁贷的责任。

　　建立青年抗日组织　

　　在沈阳首先找到郭明德同志，他家在城北虎石台站鸭子厂，在城里有亲戚，他的爱人叫苏志德，是个贤惠的内助。与郭明德倾谈几次，志同道合决心共同奋斗。为了长期斗争，必须建立联络点，决定由他通过关系谋得掩护职业，在沈阳组织家庭，以便掩护。我则到各地进行联络，从沈阳经过铁岭、开原，分别找到江涛、肖明光等人，回到西丰县向家人谎说在沈阳做事，父兄都很相信，并商量把爱人接到沈阳去。同时，在故乡也联络了一些同志如王洗尘、张坦之、李向前、刘蓬、徐锐等人，从西丰又绕道至西安、海龙、清原等地，分别找东北大学同学张永庆等人，回到沈阳后又认识了戴昊。这时郭明德已在《满州日报》找到记者职业，并将爱人从家中接出来，组织了小家庭。我即改姓郭，冒充其弟住在他的家中，不久也把爱人接到沈阳，住在一起。后来江涛也来到沈阳，经郭介绍在《大同日报》当编辑，又组织了一个联络地点。

　　为了组织起来，我们计划组织一个“东北青年铁血团”的组织。顾名思义，其目的就是用铁和血与敌人斗争。这时只是有个国家民族观念，成立这个组织时，我们七个人曾在沈阳大南边门外南塔下，共饮了苦酒，共吃了猪心，颇有一种效古时侠义桃园结盟的样子，共同宣誓，要洒热血，抛头颅，为祖国牺牲一切！

　　当时公推我充当这个青年组织的主席，宋黎为军事部长，郭明德为经济部长，江涛为政治部长，戴昊为宣传部长，决定当时活动的主要内容为：组织发展义勇军，打入并瓦解争取伪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进行破坏暗杀活动；扩大组织东北青年。这个组织后来逐渐扩大，人数到七、八十人，骨干有二、三十人，不仅是东北青年，还有其他省县的人参加，为了扩大影响，又改名为“中华青年铁血团”，以避免狭隘地区性，争取更多的人参加。

　　向“国联调查团”传送东北人民的呼声

　　日本侵占东北，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把白山黑水拱手送给敌人，并欺骗国人，依靠国际联盟公断，国际联盟派了个以李顿为首的代表团到东北进行调查，我们与沈阳的一些基督教会的人（如刘仲宜、刘仲明等）联系，要设法通过外国人的关系，把东北人民的真情实意向“调查团”申诉，当时分工我们找外国人的关系，由我们组织人员写信，要用不同的信纸信封，不同的笔迹，不同的人名、地点，大量书写，然后集中分头传送，我们要送到三个地方去，一是英国领事馆，一是美国领事馆，一是一个美国人名字是Mire，要在“调查团”到沈阳之前送到。

　　一批信件是放在一个大穿衣镜的玻璃后面，平铺用钉钉起来，然后用纸把镜子包起来，再用毯子包起来，这样就是三层保护，才不能发现信件，由肖莉母亲乘人力车负责运送，当时城关检查很严，由女人运送，较为方便。这批信件是平安到Mire家里。

　　另二批送往英、美领事馆，由我和戴昊负责。于夜间把信件分装于两个衣箱内，并有自制简便爆炸弹，分别送于领事馆周围铁丝网内，把箱子抛进去，并把爆炸物点燃，以便他们听到爆炸前来取东西，同时也是为了表示东北人民的反抗态度，这两个地方虽然有些危险，但都按计划完成了任务。

　　记得我一共写了五千多封信，虽然知道不会有什么用，但表达了我们的意志，也是一件好事，特别作为一个有计划地反抗行动，能够完全胜利地完成，我们都非常兴奋，完成任务后我曾到刘仲明家去说明情况，并在他家吃午饭。他是个基督教徒，早饭前他曾作了长时间的祈祷，祈祷的词句不外是向“主”请求援助，希望对我们这些勇敢战斗的人赐福，给可恶的敌人以惩罚，我听到他的祈祷，虽然对“主”没有什么兴趣，但对于他本人，却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个基督教徒，又是个知名的大夫，却能这样不忘祖国，敢于斗争，更使我相信，祖国是绝不会被灭亡的。

　　后来证明“国联调查团”不过是帝国主义分赃的工具，是侵略者的帮凶，我们冒死向这些人去呼吁正义，真是“南辕北辙”。但在我们年轻无知的情况下，敢于这样去斗争，也算难能之事。

　　组织义勇军和绿林、土匪打交道

　　九一八事变后，在不抵抗的政策下，东北军几乎全部撤入山海关内，但东北人民不甘做牛马，乃奋起自救，在白山黑水间广泛兴起义勇军。这些义勇军有的是为了真正抗日，有的乃是投机分子，打抗日之旗号，投个人之机；有的真正浴血作战，杀身成仁，有的则到处招摇撞骗，发国难之财。一时武装蜂起，“司令”如牛毛，有许多原为绿林土匪，却摇身一变成为抗日司令，有的打国民党旗号，有的打张学良旗号，有的还暗中与日本人勾结，出卖真正抗日人士，真是天下大乱，忠奸难分。

　　我们这些青年为了抗日救国，也积极设法组织抗日武装，通过关系在法库、新民一带找到一支绿林队伍，乃深入其中，进行组织和争取。新民、法库是秀水河子和马蹄岗子一带，系辽河流域的苇林沙地，也是东北绿林胡匪出没地区。我们所接头的匪首原名吴海山，匪号“老头好”，是这一带有名的绿林武装。他的部下有“大祥子”“长和子”“镇东洋”“小蒙古”等匪众，这些匪首都是吴海山的干儿子。

　　吴海山当时有五十多岁，长着一撮黑短须，身体很健壮，善骑善射，他自己有三、四匹好马，据说都和“千里驹”差不多，他每天都要分别进行骑驯，他有两支时刻不离的手枪（盒子枪），行时挂在身上，睡时压在床边。他可以左右手同时打双枪，在百米之内可以百发百中，据说他能够把三发子弹打在一个弹眼里，夜晚能够在百步以外打灭香火炉或蜡烛，我曾亲眼看到他夜里打蜡烛的本事。

　　这股武装，在民间传说是“义师”。据说他们并不经常抢劫，每在冬季远去内蒙一带作案一次，出于狭隘民族观念，他们只抢蒙古人不抢汉人。他们骑的马都是黑色的，夜间都带着响铃，很远处听到铃响，就知道是“老头好”的队伍，群众都起来开门迎接。他常把抢来的东西分给困难人家，很有“打富济贫”的侠义味道，这就是我们愿意和他接头的原因之一。

　　我初到这个部队还有些顾虑，因为搞不好就有性命之虞！可是和吴海山谈了几天之后觉得此人很正直义气，颇有民族意识，对日本人十分仇恨，对我个人认识还好，于是曾提出结为义兄弟。不能同生，但愿同死，这是绿林中的习俗。我在他家住了七、八天，以“救国会”的名义委吴海山为义勇军第三十路司令，我为副司令。并拟议了下一步如何和辽南一些义勇军联系，伺机攻打新民县城，由我负责与“救国会”联系，解决经济和弹药问题，后来曾用一部份款，在沈阳通过“镇东洋”找日本浪人关系，买到一批枪支弹药，交给该部。我离开该部后，就由宋黎、戴昊等同志负责联系，并且纠集队伍攻打过一次新民县城，可惜人心不齐，没有成功。这部分队伍在新民、法库活动了一年多，最后还是被日本人清剿流散了。戴昊几乎丧命，吴海山在和日本人作战时，被炮弹炸断一条腿，不治牺牲。

　　除了这股队伍外，我还去过清原、抚顺一带联络义勇军。虽然冒过一些危险，但成果均不大。抚顺是日本经营的“煤都”，当时可算世界闻名的产煤区，也是“南满”一带发电的中枢。如果能够把这个煤区和发电厂破坏掉，就会使敌人许多工业、军工生产停滞。这是我们企图进行活动的原因。抚顺和清原邻界，清原已接近长白山支脉，这一带也有许多义勇军活动，特别是会道门很多，主要是“大刀会”。

　　他们的影响很大，关系很广，通过他们曾深入到抚顺煤矿，接洽一些矿里的工头，并计划进一步关系，打入发电厂，可惜事不机密，不久主要关系人崔某、毛某被敌人逮捕，我幸运脱身逃回沈阳。当时计划为能炸毁发电厂和煤矿，就可以与清原的“大刀会”联系，里应外合，然后山里去活动。后来了解在这些人中也有日本特务，想趁机抓到抗日分子，以立功求荣。当时我们由于年轻，缺少斗争经验，更谈不到什么政治警惕性，没有送掉性命，真是万幸。后来那个“龙华义赈会”也被敌人封闭了，据说许多会道门头子都抓进狱中。

　　政治苦闷与盲目斗争

　　1932年夏季，我曾回北京一次，与“救国会”进行联系。因我回东北干了几件事情，很受“救国会”重视，曾几次由我向一些负责人做报告。回到东北以后，我们那个“中华青年铁血团”的组织，也改了一次组，由宋黎担任主席，我任政治部长，其他无变。

　　我们曾买到一台油印机，经常针对敌人的政策，编印传单进行揭露和宣传。当时戴昊有个妹夫开设刻字店，这个刻字店就是我们刻印传单的秘密地方。有一次，我们专门印了一期反对敌人“烟毒”的传单，一夜之间几乎每个大的“烟馆”都送给一张，并且限制他们三天之内都得关业，不然就武力对待。

　　这次行动规模较大，一共十几人同时行动。包括全城“四关”，较大烟馆都传送到了，可是三天过去，谁也不理睬我们的警告，我们决定采取“武力”对待，可是我们有什么武力呢？只好用土法制作爆炸物，买了些“爆竹”把纸壳剥掉，把这些黑色火药装在一个小罐头铁筒里，然后再把小铁筒放在一个大罐头铁筒里，中间放些碎铁片、钉子、玻璃片等，筒口用黄泥封死，用纸药捻导火，尖端用“香头”和“火柴头”连接，“香头”要用烧着过后再熄灭的，以便易于引燃，最后把这个危险物放在一个鞋盒之中，我们三个人带着这个东西进入一个较大的鸦片烟馆，地址在小西关外，名字叫天一楼，我们装作烟客混了进去，可是谁也不会收拾烟具，就找了个女招待帮我们，鬼混了一会儿，当女招待出去付款时，就把这个爆炸物引燃，把盒子放在床铺下，大家就赶快离开，到附近一个饭铺吃饭，以观察后果。

　　不到十分钟，对面那个三层楼的烟馆就发出“轰”的一声，人声嘈杂，当时警笛声乱鸣，宪兵警察都跑进去，如临大敌，我们几人在相对暗笑，并讯问侍者情由，我们知道那个“爆炸物”显示其威力了。在盒里还放有事先备好的传单，说明我们爆炸的目的，我们当时甚为欣慰，因为这总算表示了一下我们民族人心未死，敌人的屠刀是不能把要解放的人吓倒的。可是第二天我们在《满州日报》上发现一条消息，是“天一楼烟客醋海生波”，敌人就用这样一条消息把我们的反抗斗争给掩蔽过去了。

　　因为这样行动见到了效果，以后我们又连续在“南满站”“新民会”等地方放过几次爆炸物都给敌人一些震动，据说在“日本站”那次，已炸伤了一个日本兵，因为那次是把这个爆炸物有意放在几个日本兵附近的。

　　谋刺溥仪

　　1932年初，和我一同返回东北的有几个原东北讲武堂的东北军人，他们利用旧日日本教官荒木的关系，打入了伪军做事。这时伪“满洲国”已经成立，溥仪已经粉墨登场当了伪皇帝，伪军队也相继成立。我们这时开始注意在伪军中开展工作。当时有一个“靖安军”的组织，是敌人用以清剿“义勇军”的武装，这个军队多系义勇军投降分子改编的，除有日本军人监视外，全是中国人。有一个姓苏的旅长和我们的人有关系，我们这个人姓肖，与苏称表兄弟，肖某就在这个部队中担任副官长，通过肖某联络，苏某表示一旦国军反攻，他就反正。我曾与肖某联络过几次，但总感到苏某是个非常滑头的投机分子，不一定可靠，因之与他虽有联系，又十分警惕，后来终于因苏某死心投敌，乃借机枪杀了肖某，和我们断绝了关系。

　　此外还有一个同道者，原东北讲武堂的宋某，曾打入溥仪的卫队“翊卫军”当连长，为了在这个部队里能够长期埋伏下去，我曾亲到长春去找过宋某，我到长春时，他曾想了许多办法掩护我，并向我表示完全忠于祖国，他把我安顿在一家旅馆里，并向旅馆打了招呼说我是他的亲戚，旅馆对我招待很殷勤，但我却十分警惕，因为有苏某的教训，再不敢轻易相信。

　　因他知道我是“救国会”的人，所以也想从我的关系中得到好处，我则利用这一心理，尽量向其宣传我们的计划，所以引诱其对我加以保护，我们曾在其家中焚香盟誓，并进行谈判，主要计划是由他负责组织暗杀溥仪的活动，条件是暗杀成功，逃回关内，由张学良委以重用，颁发巨大资金（十万白洋）。如果勇士就义，不管成功与否，均享受烈士待遇，给予立碑，全家由“救国会”供养，供孩子读书到留洋，同样给予重金奖励（五万白洋），并决定此事决不轻举妄动，要在最可能的情况下发动，如果刺杀成功，将会震动世界，给予日本一手泡制的伪“满洲国”以巨大打击，因为敌人很难再找到像溥仪这样非常合适的傀儡了。这个暗杀计划以及谈判条件，均为我和宋某口头谈定的，毫无证据，以免被人发觉，并且要长期策划，放长线钓大鱼。

　　我在长春住了三天，亲眼看到日本人和汉奸等许多可耻行为，每天花天酒地，喷云吐雾，醉生梦死，另方面就是军车经过耀武扬威，也曾看到敌人警车奔驰，车上捆绑着几个中国人，相传是因为反满抗日载赴刑场执刑，可悲、可恨、可耻、可气的事情有，触目尽是，作为一个不肯屈服的中国人，看到这些情况真是欲哭无泪了。

　　谋刺伪皇帝的企图，虽然有过几次，后来，因我们在沈阳的组织被破坏，也就断了联系。

　　隐蔽斗争

　　为了寻找革命正确道路，坚持长期斗争，我们决定设法与“东北抗日联军”联系。1932年春，由我去哈尔滨接洽关系，顺便到辽东一带（开原、西丰、海龙、长春等地）布置工作，我在哈尔滨住了半个多月，也未等到联系人，乃于三月间返回沈阳，下火车后，径自返回住处（当时我已改名江潮，与江涛住在一起），刚一敲门，江嫂由室内跑到门口，一看是我，惊骇无状，急告江涛、郭明德已被敌人捕去，现在严刑拷问，追问间谍，让我赶快逃避，附近可能就有敌人侦探，并告仁余天天到车站接我，不让我回家，我闻此消息甚为意外，乃急忙离开家门四下观察，并无可疑之人，随飞步走到大街人群之中，一时有些盲然。

　　正在考虑办法，发现仁余乘人力车从车站归来，当即趋前迎住，她下车付了车钱，与我同步街头，讲了一些情况，深知敌人追捕甚急，许多联系员均有危险，决定到“日本租界地”旅馆暂住，可能检查还轻些，下午设法了解到郭明德受刑很重，其他人尚无消息，并且知道为我们转信、寄款的联络处（某银号）也被查封，店铺老板和职工也都被捕，估计我们的组织可能被敌人破坏，但怎样暴露的，却一时查不清楚。经与宋黎等同志研究，一方面要设法弄清被捕同志的下落，一方面要找关系设法营救，同时通知其他同志避免危险，并决定我应当暂时离开沈阳（因我有特征易被发现）到外地躲避一下。我即同仁余深夜乘车离开沈阳，准备回西丰老家暂避一时。

　　当火车抵达西丰县城时，发现县教育局长高某正在车站接人，他看到我时，也很惊讶，并未招呼，并示意不要说话，我们雇车到一同学关某家中，夜间与高某电话联系，得知县城中也很紧张，敌人曾到中学校去抓过人，让我赶快离开县城。第二天我们即乘马车离开县城，准备回房木村家乡暂避，距家还有十几里地处碰到我二姐丈，得知敌人已到我家中去捕人，并在家中坐待，家中人均已逃走，只乘下祖母、母亲、婶母几个老太太在家。我们只好在一个同族叔父家中落脚，他们全家人也都十分害怕，因为被抗日分子牵连，就有全家遭难的危险。我决定不住在这里，让仁余在这里等我，我一人步行十五里到外祖父家中去了解一下情况。

　　夜里，满天星斗，大地昏黑，我急步当车，绕小路直奔山里，走了一个多小里就到了外祖父家，我的舅父把我迎到一间僻静房子里，他们家中人都不准见我，当时二嫂正从家中逃到他们家中避难，我们见了面，知道三天前日本官兵和伪警到我家中搜捕我，并把家里封闭，不准来往，我的父、叔父、长兄，均逃到东山里躲避，年轻妇女也相继逃离家中，到亲戚家中避难，我的舅父告诉我，情况十分紧急，家乡不能久停，要赶快离开，给我做了一点饭吃，并给我五十元路费，即送我离开他家。他拉着我走上深山小路，不小心两人都掉在一个深沟里，这时他放声大叫说“这就像古时忠臣遭难一样，一人犯罪，全家受累，但好人终必有好报，你们忠心救国，一时遭难，将来必然回来报仇，你有志气，就大胆去奔吧，家中事不必惦记，只要你不被抓住，问题就不大！”我向他表示了决心“只要此身不死，必定回来为东北父老出这口气！”我向他行了一礼，就告别了。

　　深夜，道路崎岖不平，我用最快速度行进，争取天亮前赶回叔父家中，并同仁余离开险地，我从家东边二里地方走过，经过祖父坟前，想到明天正是清明，家中人都外逃了，无人给老人们扫墓了，我跪在祖父坟前向坟前祷告，并发誓要为国家民族牺牲自己一切，这时面对祖坟，遥望家门，想到母亲被敌人监视不能见面，父亲逃往山里，不知家中情况，心中不免有些惨然。

　　离仁余娘家不远，为了谨慎，由族兄先进村去探听情况，徐家为了隐蔽行迹，赶出一辆送粪大车，车上周围有帘子，别人看不见里面有什么东西，就这样，把我们拉回家去，也就让我们进入一间较僻静的屋子。刚进家不久仁余父亲慌张从外面回来，说是有人看到我们，可能报告敌人，跟踪追来，让我们赶快离开，于是在夜间用一匹马又把我们送走，又翻过两架山，到柴河沟清原县境一个姓景的家里。这是仁余的外祖家，他们不知我的遭遇，却把我们待为贵宾，这里比较安全，可以放心休息下来，然而经过数日奔波，我却一病不起了。又不敢请医看病，只好自己休养，又经常想到沈阳被捕同志生死不明，家中人四下逃亡，何时团聚？由于我们缺乏斗争经验，至使许多同志身陷囫囵，家庭亲友为此不安，真是苦闷之极！愤恨之极！在这里住了半月左右，什么情况也不清楚。我决心返回沈阳另图他计，如不能取得胜利，还不如和同志们共同殉国，也比苟安偷生为快，遂决定立即返回沈阳。

　　在沈阳落宿一家日本人开的旅馆，住了两天。经过关系找到江、郭家属了解一下情况，知道郭明德可能已经牺牲，江涛还在被审讯中，并从开原县逮捕了肖明光，还在追问我的下落。我们决定用女家属出面找人保释，并且争取转到法院审判，尽早脱离宪特机关，这时宋黎已从关内赶回东北，大家研究，认为我继续停沈阳较为危险，也无何意义，要我返回北京，伺机再来。

　　又经过十余日，知道郭明德确已牺牲，江、肖等可能转到法院判决，敌人已不再追辑我，他们也不承认与我有联系，情况略有缓和。我一人回京，化装为一个公司的职员，路线是经大连、青岛，再绕回北京。一路风尘，到达北京，这里仍是“红灯绿酒，歌舞升平”。一个死里逃生的人，看到这些情景，并无一点脱险苟安心情，只是感到东北人民的痛苦，不久就会轮到这里人们的头上，我必须继续战斗！战斗！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