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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目击记-姜明文

2022-4-14 12:14| 发布者: admin| 查看: 60| 评论: 0|原作者: admin|来自: 东北讲武堂历史文化网

“九·一八”事变目击记
姜明文
写在前面的话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距今已五十三年了。有关这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件发生的始末,已有很多记载和论述。但有些与事实经过大有出入,甚至把某些事实渲染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如有地说:当时北大营的驻军有多少万人;当夜北大营驻军如何反击以及如何支援谁,又如何地部署,等等。是的,当年,我们部队得到日本方面的各种情报以后,是有部署、有准备,也准备还击的。但是在蒋介石的一再不准抵抗的命令下,我们想打而不敢动,只有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我国东北,在沈阳城北柳条湖伪造中国士兵炸毁南满铁路,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假乱真,竖起“爆炸地点”纪念碑,任人宰割。我这样说,好像太泄气,但事实就是这样,没必要给自己涂脂抹粉。当时,我们所以这样的听从蒋介石的命令,这是因为在军阀时代的军队里养成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驯服思想,忘记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至于说北大营驻有多少万人的事,纯属无稽之谈。从清末民初修建北大营开始,也没有计划修筑能容纳下几万人的房舍。辛亥革命党人蓝天蔚任奉天新军第二混成协统时,即驻于此,北大营之名,也是由此而得。旧制军队一个协,等于一个旅,一个旅的官兵人数有多少,这是个人所共知的常识。笔者在这篇回忆录里,首先要说明的是:“九·一八”事变为什么发生在一九三一年?其次,事变发生后一再不准抵抗原因的来龙去脉;最后把“九·一八”当夜的实况和北大营驻军的部署、关系位置等,存真求实,把个人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事实,就回忆所及,如实地写出来,供参考。
一、“九·一八”是怎样发生的
自从张作霖被日本军国主义者阴谋炸死后,日本当时很想趁沈阳混乱之际,来个“兵不血刃”而侵占之。但由于奉天当局采取了镇静处理的对策,使日本侵略者无隙可乘;尤其是由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再加上英、美帝国主义的掣肘,故使日本未能达到提前发动侵略的目的。张学良将军继承父业,当上了东北保安总司令,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计地进行离间、分化、阻挠并采取了威胁、利诱等种种卑鄙手段,认为张学良将军年轻,容易就范。如在张作霖治丧开吊之时,日本政府派来一个号称“中国通”的林权助,借吊唁为名,对张学良将军施加压力、阻挠其与南京谋和;同时进行拉拢、威胁利诱。如对张学良将军说:“少帅是否愿意取得整个中国?如果有意,我们大日本帝国支持你,用最精良的武器,装备你的陆、海、空军,保证你在一年内就可以统治全中国。”张学良将军不但不为所动,而且庄严地对林权助说:“请你不要忘记我张学良是中国人,我不做这个卖国的蠢事。”当南京国民政府派何成浚、方本仁先后来沈阳商谈易帜问题,日本人又勾结杨宇魅从中作梗,阻挠换旗。杨宇霆认为张学良年轻不更事,掌握不了东北的大局,同时又以老辈父执自居,日本人与之一勾结,正中杨字露的下怀。这就为后来杨被张所杀埋下了伏笔。凡此种种,日本侵略者,耍尽了阴谋诡计,而张学良将军毫不为之所动。但后来,由于东北军大部进关,防务空虚,东北的军队又四处分散。同时东北的几个大员又离开职守。如吉林督军张作相回锦州原籍,为其父大办丧事,由督署参谋长熙洽代拆代行,黑龙江督军万福麟随张学良将军在北平,由督署参谋长谢珂代行职务。这就形成群龙无首的状态,给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为其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不抵抗”的经过真相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一日蒋介石电约张学良去石家庄会晤。“最近获得可靠的消息,日军在东北马上要有军事蒋对张说:行动。我们兵力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联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晤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候就分辨不清了。”(引自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六辑何柱国写的《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九·一八”之夜事变发生时,旅长王以哲在城里立即向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代司令长官职务的荣臻,报告请示行动。荣又向在北平的张学良将军报告。张又向蒋介石报告。这样,层层地报告,最后得到蒋介石在电话中的指示:“沈阳日军的行动,仍按以前的指示处理,勿逞一时之然,致误大局”。随后又补发了电报命令。蒋介石由于顽固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江西的工农红军正在进行“第三次围剿”,竟置日本军国主义必欲吞并中国的罪恶阴谋于不顾,而使张学良将军背了多年的“不抵抗”的罪名,当了替罪羊。所以在一九三六年"九·一八”五周年群众大会上,张悲愤地说:“我张学良国土不能守,父仇不能报,我是一个民族的罪人,有何面目见东北的父老。”张学良当时是声泪俱下,涕泣而言。
三、事变前得到的情报和我们的准备
1、在南满铁路线上日本的兵力动态:南满铁路(长春到大连)沿线,向来驻有日本守备队四个·大队,分别驻在沈阳、大石桥、公主岭、四平街。而沿线各站又都驻有中队(连)分队(排)小队(班),其司令部在公主岭,是永久性的驻扎。另有一个常备师团,辖两个旅团、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在沈阳的是河边旅团。这个师团每两年与国内师团轮换一次。师团司令部驻辽阳。在旅顺的有要塞司令部,辖有重炮兵大队、宪兵队、特务机关。这些部队,导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挥。当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给张作霖当过顾问),司令部设在旅顺;事变时移驻沈阳,开始设在大和旅馆(现在的辽宁宾馆)。在日本军部的编制上,关东军直接求属于天皇,权力很大,遇有非常事件可独断专行。也就是说,只要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有机会、条件成熟,即可随时借口发动侵略战争。一九三○年二月,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发动的所谓“中原大战”时,东北军进关,进行武装调停。阎、冯失败后,一向受张学良将军接济帮助军饷而又受他指挥的石友三,竟忘恩负义,在日本人唆使下公然叛变。张学良将军为了迅速消灭这个叛逆分子,将在辽宁驻防的军队又调进关内三个旅。石友三部被消灭后,这些进关部队仍然停留在关内,造成辽宁省境内防务空虚,剩下的部队,又四面分散。一九三一年二月,日本人又借口“中村事件”积极做军事准备。如八月下旬,在南满铁路沿线的守备队,秘密向苏家屯、沈阳集中;九月八日,日本军队在沈阳大北边门进行军事演习。这些挑衅行动,当局都置之于不顾,特别是负有守卫沈阳之贵的我们第七旅,明知这些情况而又不加警惕。尤其是在日本站(沈阳南站)附近居住的日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一一编者)和侨民都换上了军服,并发给了枪支弹药、练习打靶;与此同时也发给很多朝鲜人穿上与北大营士兵同样的军衣和胸前的符号,唆使朝鲜浪人在小北边门外沙土坑一带,开赌场(黑红宝、金钱滩等),设暗娼,引诱北大营士兵聚赌、冶游,借机打架斗殴。敌人搞的凡此种种卑鄙无耻的行为,都在说明他们是要借端寻衅,并巳大有鑫蠢欲动之征兆。2、我们的准备:我们得到以上各种情报后,旅长王以哲曾召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研究对策。最后,为了应付敌人可能发生的突然袭击,而决定采取了以下几项消极的准备措施:(1)利用营房四周的围墙,由旅部参谋处,计划分配给各团、营,以练习土工作业为名(不敢公开说挖战壕,恐日本人提出抗议),构筑各种掩体、散兵壕,在北小山上构筑半永久性的地堡数处,一旦发生情况即可进入本阵地。(2)加强谍报工作。由各团挑选精干的士兵组成谍报队,侦察日本人、朝鲜人的行动。特别对南满站方面进行严密侦察,随时向参谋处报告情况。(3)士兵胸前佩戴的符号,在背面上一律加盖连长的名截,以资识别。(4)严禁士兵进城走沙土坑经小北边门这条路;如必须进城时,各连要由官长率领走大北边门这条路。公(5)枪枝每天擦拭涂油,刺刀开刃,每兵子弹袋两条,200粒子弹;轻机关枪的弹药盒装满子弹;每兵四个手榴弹装入弹袋内;掷弹筒等也都准备好。(6)各级军官的宿假(回家住宿),由每周三次改为一次,必要时不准回家,在营内住宿。(7)团、营、连的值星官,绝对不准离开岗位。这几项措施决定后,要求各连都要彻底做好准备,以应付意外事件的发生。如一旦发生事变,即按照这个决定部署实行。同时,报请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备案。但“九·一八”之夜,事变突然发生后,并未按照计划实行。如今回忆往事,仍令人殊堪慨叹!
四、北大营的地理位置及驻军情况
北大营在沈阳城北约七、八华里。占地面积很大,四周筑有土围墙,每边长约两千多米,成正方形。东,西、南、北各有一个卡子门,每个卡子门都修筑有一个排用的卫兵舍,内有军用电话,门外有两个岗楼。南卡子门外是老瓜堡子和营市街,有住户、商店、理发馆、饭馆等。北卡子门外,也有与南卡子门外相同的商店、住户,但不如南卡子门外多。再北边有一个面积不很大的馒头山,一般叫它北小山。东北角有一座“子药库”(属于兵工厂,现仍存在)“九·一八”事变后,一首民歌中有这样几句歌词:“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日’日本发来兵,先占子药库,后攻北大营,”实际上子药库在东北角,日本兵是先由两边围墙冲入的,这与事实不符。东卡子门外有肇新窑业公司,创始人为杜重远。在华新密业公司与东卡子门中间,以后又修建了一个团用的营房。西卡子门外距南满铁路仅一华里,中间杂草丛生、不许百姓割草、放程畜。土围子外,挖有深约二米、宽约三米的外壕,夏季各处雨水都流入壕内,形成了“护壕河”。围墙内部、正北面有前后重叠的三个大院。前面的三个大院,旅司令部居中,房屋比较高大,有一条通东、西卡子门的宽约四米沙石路面的马路,门前有一个大影壁墙,墙外有个阅兵台。当时,正在阅兵台上搭戏台,准备过八月节演戏。东侧火院由旅属重迫击炮连、特务连、通信兵连占用:西侧大院为六二一团团部和团属连占用,后边三个大院,分别驻有骑兵连、技术队(由各团抽选的士兵练武木和中华刺枪术)、修绒所、仓库、马厩、草垛等;再后边是北卡子门。旅司令部门前有一条直通城里的宽约四米的沙石路面的马路。由旅部到南卡子门这段路的两旁没有树,由卡子门外通城里这段路的两旁都有枝叶繁茂、绿树成荫的垂柳。东西两边各修建四个火院,院内兵舍的建筑按连纵队、营方队的形式,每连使用四趟房子(每排一施、连部及仓库一跃),两连合用一趟做厨房,东西各有一趟,为四个连共用的讲堂。正面是团(营)部位置,中间是集合“九·一八”事变当时北大营的管区场。从一九三○年每营成立一个生产日用生活品的工厂,如织毛巾、制牙粉、牙膏、缝纫、织袜子、做皮鞋、做布鞋等工厂。我们第三营是专制布鞋的。这些产品不但供应本旅官兵使用,还可以到市面出卖。同时在每个连、营的周围空地种上各种蔬菜,以改善士兵的生活;夜间种些花草美化环境。这些措施颇有寓兵于工、农的味道。由于生活的改善也增加了乐趣,士兵跑的也少了。第七旅辖三个步兵团。旅直属有四个独立连。按一九二八年的编制,全旅总兵员有一万多人,每连宴士兵夫二二七人。团有直属的重机关枪连(马克沁式十二挺)、迫击炮连(8,2生的迫击炮六门)、平射炮连(3.7生的口径四门)、有线通信兵一个排。每个步兵连有捷克式步枪一百二十支,同时轻机关枪十二挺(每班一挺)、掷弹简每班一个,还有充分的手榴弹。另外有铁轮大车一辆、骡马三匹。由于兵额不足,每连只有一百五、六十人。全旅战斗员也有六、七千人,同时配属给旅司令部指挥的坦克车一队(轻型坦克车十二辆,中校队长李振元,留法的)。七旅的武器装备是东北军中最精良的一个旅。军官的出身学历也是最好的,不少人是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东北教导队各学校毕业生。还有少数留学英、美和日本的。士兵没有不识字的,有的是小学以上的文化程度。各团的驻地由东往西,按六一九、六二○、六二一团的顺序排列的。六二一团在最西边,所以事变发生时,这个团遭到的物质损失、士兵伤亡最大。不但机、迫、平炮等重武器没带出来,连步枪都没有拿出来。
五、“九·一八”之夜经过实况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是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当时我在北大营陆军独立步兵第七旅、第六二○团三营九连任上尉连长。这天全旅发放八月份官兵薪饷。上午我由团部领到支票后,带一名勤务兵骑自行车到大北门里东三省银号领取现金,回连后发饷。按旅司令部的规定,这天是我的宿假日。因为我是营值星官,营长(于天宠现在台湾)又不在营,我没有回家。军营里士兵照例九点钟熄灯就寝。我由于是营值星官的关系,带上手枪和两名勤务兵,到各连查夜,查看士兵是否有醉酒闹事、赌钱的。回连后已过十点钟了,我也脱衣就寝,躺在床上继续看张恨水写的《春明外史》小说。正看到“开门揖盗牛马一生休”这段时,突然听到从西南方向发生强烈的地雷爆炸声,紧跟着就是一排密集的枪声。我立即意识到是日本人在开始挑衅了。于是我马上传令各排士兵起来着装,领取枪弹,到集合场集合。这时正是十点二十分钟。我穿好衣服,带上手枪跑步到集合场等候各连队伍的到来。十几分钟后,各连均跑步带到集合场。检查人数后,我向全营官兵说明方才的巨响和枪声,并简单的讲了些鼓励士气的话。这时士气激昂万分,真是个个怒发冲冠,都咬牙切齿地发出了怒吼声。我们立即按旅司令部事先的决定,部署向既设阵地前进。当我这个连还没有走出营门时,中校团附朱芝荣出来(团部、迫击炮连和第三营,住一个院)喊:“姜连长,把队伍带回来。”我当即令各连仍回到集合场地待命。我会同第十连连长王德义、第十一连连长杨再山、第十二连连长廖云龙来到团部,问朱团附喊回部队是什么原因。朱说,旅长来电话,叫队伍不要动,把枪交回库里,士兵回宿舍睡觉。日本人如果进来可由官长出面交涉,日本人要什么给什么,不要打。我们听了这些话,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脱口而出地问:“要命也给吗?”朱说:“这是旅长的命令嘛!”在军阀统治时代,我们受到的都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驯服思想教育,对上司的命令只有绝对服从,没有申辩的余地。我们只好把队伍各自带回本连。我向本连士兵说:“把子弹袋扎好,手榴弹袋放在身边,枪不离手,在床上休息,听见我的哨音马上出来集合。”我又找了三个排长小声告诉他们说:“旅长的电话命令,叫这样做的。你们把士兵好好地掌握住,我到团部听听消息。”正当我们集合各连队伍时,日本人打来的炮弹,落在我们的兵舍、厨房、仓库、讲堂各一枚,但都没有爆炸,原来这些炮弹都没有引信。六二一团各营、连住在最西边。日本兵事先在土围子的西南角约五百米处(属柳条湖村界),在铁路路轨下埋了炸药,自己炸毁了一小段路轨,却贼喊捉贼,诬赖北大营士兵破坏了南满铁路,作为进袭北大营的借口。这完全是敌人有计划的预谋。事先日本兵已秘密运动到土围子外面埋伏起来,而我们西卡子门的哨兵竞毫未发觉。当枪声响后,日本兵很快就冲进了六二一团各营连的兵舍内。官兵们在睡梦中惊醒,仓促中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日本兵即用刺刀扎;我们的士兵赤手空拳,有的夺门而走,有的越窗而逋,有的来不及逃脱而钻到床下。这样被扎死、扎伤的很多。尤其可怜的是钻到床下的士兵都被日本兵用机关枪扣射而死,无一幸免。那时,我有个哥·哥,在第三营(营长朱辉)办的皮靴厂当经理。他听到枪声后即藏在厕所里,幸免于难。第三营逃出来的士兵,顺着马路向东跑,经过我们营门口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日本兵进来啦,不放枪,竟用刺刀扎,我们连衣服都来不及穿。”我们把这些士兵收容起来,叫他们穿好衣服,有敷余的枪也发给他们,枪不够发就给他们手榴弹。其他各营连的士兵也遭到同样的情况,沿着大操场向东跑,到六二○团第二营后,穿上衣服,又继续往东去了。这时,日本兵已进入了大操场,前进号、冲锋号吹个不停。枪声不绝,喊杀连天。但听其枪声没有弹道声,(即子溜子声)都是放的“无铅箭”(又名空包),这种“无铅箭”没有子弹头,是军队平时作对抗演习时用的,形同真子弹一样,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试探性的“样攻”,看我们还不还手。结果一看我们真不还手,随后即变成真的攻击,真枪实弹向我们干上了,炮弹落地也爆炸了。此时,上边既然不许我们进入阵地还击,只好用麻袋装土在营门口临时堆成掩体,并派士兵爬到树上瞭望。虽然夜暗无光,但影影绰绰地也能看到日本兵在大操场上乱窜。我们在树上的士兵向他们时时的射击,所以日本兵始终没有朝我们这方向前进,没有接近我们的营房。这种情形一直到半夜十二点钟以后。
六、准备退出北大营
当夜十一点多钟时,团长王铁汉(现在台湾)由家骑马绕道来到团部。他先到各营连走一遭,立即向旅长王以哲通电话。这时,我正在团部。王铁汉在电话中除了报告这里的情况外,只听他连连地答应是!是!是:最后王铁汉说:“报告旅长,请你放心,我绝对听从你的命令。”电话简撂下后,他立即召集营连长来团部,向大家说:“旅长来电话说,司令长官接蒋总司令的电话,叫我们不要打,必要时可以退出北大营,留待政府向日本交涉,要打就不好办啦。我们军人讲的是服从嘛。希望大家忍耐一下。”.这时在大操场上的日本兵,仍然是喊杀连天,枪声不绝。午夜一点钟以后大操场上的日本兵,又是一阵剧烈的枪炮声。听其声音,显系是准备退却的模样。因为这时我们的六二一团各营连早已向东溃逃了。旅部和各单位及直属连队,也都已纷纷向东逃跑了。六一九团在接到旅长王以哲的电话后,已自动地撤向东山嘴子方向。只剩下六二○团的二、三两个营和团直属迫击炮连、重机关枪连、平射炮连和通信排了(第一营在几个月前已被调到皇姑屯去了)。不久枪声逐渐稀落乃至停止。当时我们以为敌人真的退却啦,可能是由于上边交涉的结果吧。日本人承认是夜间演习迷失方向,误入北大营。因为平时日本兵白天常在北大营周围演习,有时还有少数日本兵直接进出旅部。结果事实决不象我们这种幼稚无知的想法。实际是日本兵都已运动到东、北两个方面的士围子外面,埋伏去了。这时和旅长的电话也中断了。一直挺到四点多钟,团长王铁汉也没有和王以哲联系上,急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筹莫展。又小召集营连长商议,他说:“现在和旅长的电话已经不通了,六一九团早已向东撤走了,六二一团在二台子一带收容呢,旅部和直属连也都走了。我们怎么办?”大家齐声说:“旅长既有电话指示,必要时退出北大营,现在电话不通了,别个团也都走了,我们也走呗。”王铁汉说:“好吧!”于是他令第二营和重机关枪连,由东面撤走;第三营、团部、迫击炮连、平射炮连、通信排等都由北围墙出走,到榆林堡集合,然后向辉山方向前进。决定后,各连长跑回本连集合队伍。我回到本连,立即吹哨集合。检查人数后,告诉士兵们现在的情况和出走的方向、集合地点。因枪弹都在士兵手中,不用再领取,所以行动很快。我率领全连士兵首先到达北围墙,刚一上围墙顶,外面枪声大作,像放鞭似的向我们射击。这时已不待指挥,士兵们即自动卧倒,向敌人猛烈还击。随之其他各连也都到来,全体官兵以满腔的怒火,枪炮齐发射向敌人。六门迫击炮一齐向敌人轰击,将敌人火力压制后,我第十、十一、十二连先越壕北走,我们连作掩护。当我率领本连士兵通过自己种的白菜地时,敌人在后面又以火力追击。我们向北小山前进,无多大伤亡。到达北小山后检查人数,至少十几个人。我想不一定都是伤亡,多半是借机携枪逃跑,但也只好听之任之,遂继续向榆林堡前进。此时太阳巴经冒红,村里有人在挑水。士兵们跑的口渴,搬起水桶喝了一阵凉水。当时地里的高粱、苞米正是快要成熟的时候,一片青纱账成了我们天然的掩蔽物。这时的士气,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随后其他各连也都相继到齐。十二连连长廖云龙和我说,因为他父母年迈,家中无人照顾,不能随队伍走了。趁着团、营长都不在跟前,和我说一声,委托我把他这连兼管一下。我说:“叫王排长(第一排的排长名不记得)负责吧!等见着团长时我和他说一下,那你就快走吧!”这样廖云龙就离开了部队。我和王德义、杨再山率领部队继续前进。到了榆林堡遇到了唱独角戏的营长于天宠狼狈而来。他说他是随六一九团东来的。六一九团已由东山嘴子向抚顺方向走了。我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当天(9月19日)我们这个营在辉山(现在辉山畜牧场)住一宿,派人与团长王铁汉取得了联系。
七、“九·一八”以后我们的行动
九月十九日天亮后,日本兵进入城内,占据了各城门。旅长王以哲换成便衣,化装成老百姓模样带领随从副官张长友和几名卫士(也都换成了便衣)由小东城门随同百姓混出城外。此时守城的日本宪兵是新来的,不认识王以哲。如果是原先的日本宪兵,差不多都认识他,那恐怕就难混出城了。这是王以哲后来亲自讲的。王以哲逃出沈阳后,找到了部“九·一八”事变被日军炮弹炸队。他命令各团向毁的北大营西北角城镇方向前进,并令参谋长赵镇藩先到山城镇与于芷山联系,希望和干部联合收复沈阳。于芷山是东边道镇守使,有一个省防旅的编制。于对王说,我们这点兵力怎么能行。同时还说,你们的队伍也不能在这边停留,免得我们受影响。部队如果缺少服装,我们可以补充一点。赵镇藩回来报告王以哲,又令各团向海龙镇方向前进,企图与吉黑部队联合反攻沈阳。并电请张学良指示今后行动。张指示开进关内,到北平待命。这时,我们六二○团已到达东丰县城内。我这个连驻在城北王家大院。这时已经是农历八月十四日了,买了两口肥猪杀了,给官兵过了个八月中秋节。当我们退出北大营向山城镇方向前进时,发现日本飞机抛下很多传单,都是印的红字。一看始知,“九·一八”之夜,日本关东军不但袭击了沈阳,凡在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的城镇如辽阳、海城、鞍山、大石桥、复县、金昙、本溪、凤域、安东(今丹东)等地,同时都有军事行动而被日寇占领了。我们在一个星期时间的狼狈逃走中,军纪荡然无存。如有的士兵竟敢趁机到百姓家翻箱倒柜,拿走一些金银(手锻、现大洋)、眼镜、手表等物。有一次我们连一个上等兵和两名二等兵正在百姓家翻箱倒柜索要金钱的时候,他的家人到连里报告,我立即派中尉排长黄得盛带人前往将这三个兵抓回来,问明情况属实,当即集合全连士兵,宣布他们的罪状,立即枪决,并对受害者进行了安慰,随即报告了团营长(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在逃出北大营后赋予连长以上的主官有这个权力)。此后,扰民的事情就很少再发生了。在当时各团营连类似事情也时有发生,但亦都绳之以法,毫不有情。以后乘沈海路火车西行,到“元帅陵”(现改称元帅林)站下火车,利用青纱帐天然的隐蔽,昼伏夜行(因白天有日本飞机侦察),预定在虎石台、乱石山子中间的空隙地带通过铁路,过辽河,向彰武县新立电前进。在接近南满铁道时,部队先在高粱地内隐蔽。事先侦察了通过的道路,利用夜间以迅速的步度越过铁路。当部队在高粱地内隐蔽时,日本的铁甲车时时在铁路上行驶,用探照灯向左右探照。因为日本人知道,北大营的军队都往东跑,必有过铁路西去的可能。我们通过时,幸而未被发现。渡过辽河后,士兵精神稍为安定。到达新立屯后休整两天,乘打通路火车经过打虎山县北宁路直开北平。当路过锦州时,辽宁省政府已迁到此地。代理省长米春霖还到车站上看了一下,但并没有讲话。这时部队的军容,形同叫花子,衣服不整,枪支不全,更没有重武器。到北平后,旅司令部和直属连队及六一九团驻清河镇(北平北20里);六二○团驻昌平县:我这个连住在城内一家商店内。六二一团分别驻在南口、沙城、怀来各地。部队开始整顿补充。时间已经是十月中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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