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东三省。和蔡元培齐名的北平民国大学马君武校长却把矛头指向张学良,骂他在大战之前还泡在女人堆里寻欢作乐,把东三省沦陷的责任推到他的头上!
多年以来,张学良一直都没机会正面解释,一身“骂名”到死也没能洗刷。
倒不是说马君武校长骂得不对,而是他的那首《哀沈阳》内容严重“不符合”事实。而且,那两个女人曾多次找他对质,马校长都没有接战。
尽管如此,张学良依旧百口莫辩!
因为有三个“铁证”,让他无法为自己开罪:
第一,事发当日,他确实不在东北。1930年3月,张学良挥师入关,帮助蒋介石打败冯玉祥、阎锡山,立了大功。为了酬谢张学良,蒋介石任命他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坐镇北平。
有张学良的带头榜样,30万东北军的其他将领也上行下效。
当时,东北军司令张作相回锦州为其父办丧事,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在北平,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在为其父张罗祝寿,而驻沈阳的主力部队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在事变发生时,也不在军营内。
身为主官不在前线,驭下不严不明军情,这任何一项,放在古代都是“杀头”的罪。
第二,事发前后,他确实下令不抵抗。
当日军炮击北大营时,官兵们群龙无首,旅长王以哲在电话中说:“对日军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他是根据张学良的指示下达的指令。
晚年的时候,张学良在回忆往事时也承认:“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那个的命令是我下的。有人说‘不抵抗’是委员长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第三,南京政府和各地军阀需要“替罪羊”,张学良首当其冲。
东北沦陷,马君武的这首《哀沈阳》发表后,瞬间便成为民间的一个情绪宣泄口。学生、工人、百姓争相传诵,激起抗日热情。
日寇的新闻报刊为了“瓦解”东北人民的抗日热情,也别有用心地捏造张学良的假新闻,宣称他的不抵抗“果断英明”;而南京政府正缺少一个够分量的“替罪羊”,也跟着口诛笔伐。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渐渐被演绎成“风流将军”、“不抵抗将军”,备受抨击!
马君武校长因此十分得意,经常夸口说他的这些佳句,足以和吴梅村谴责吴三桂的《圆圆曲》相媲美,可以永垂青史!
马校长的这首《哀沈阳》是这样写的: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八卦历来是国人的最爱,不分层次高低;它也是文人笔下最有杀伤力的利器,不管你是王侯将相,还是贩夫走卒,都能因此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那么,马校长这首诗说的是事实吗?
胡蝶是戴笠梦寐以求的“女神”,这件事世人皆知;张学良1930年倒戈向蒋介石,牵线人就是戴笠,两人关系十分要好,后来还救过戴笠。以张学良的“侠义”性情,这种事断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朱五是原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衿的女儿,也是张学良的副官朱光沐的妻子,证婚人也是张学良。张学良也许带兵打仗不在行,但他体恤下属、爱兵如子的大名人人皆知。更何况,“九一八”当晚,朱五刚生下一个儿子,把她扯进来纯属无稽之谈。
至于赵四(不是东北舞神),世人皆知她和张学良的情意,马校长倒没有说错!
所以,马校长“八卦诗”里的三个主角两个都是捕风捉影,真相披露之后,马君武也因此名声大跌。民国时期,教育界有“北蔡南马”一说,意思是说马君武和蔡元培校长并驾齐驱,是民国的大教育家。
可是,自从他的这首《哀沈阳》被证实为“八卦诗”后,又加上把罪名安在女性的头上,声誉大跌,不复为时人所重。
马校长的这个故事也告诉后人,一个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人千万不要乱写诗词,不要八卦,更不要捕风捉影。否则,一失足就是“千古恨”!
故事回到张学良身上。
为了向世人证实自己内心是主张抗日的,张学良在接见北平各界代表的时候说:“我姓张的如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
东北军的一些将领向他请愿,主张不管南京政府态度如何,都应坚决抗日,因为为民守土,责无旁贷!
张学良则劝慰他们说:“单靠东北军是一定抵抗不了日本的,我得听从政府的,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但求无愧于心。”
张学良的这番话看似是顾全大局,实际上是为了说服自己接受“不抵抗”造成的恶果,让良心好过一些。
但是,他毕竟还是年轻人,没有政客那种谋定后动的稳重,也没有面对突发事件应付自如的老练。
有勇无谋,有胆无识,身为封疆大吏却无能保家卫国,这是张学良年少高位的悲剧,也是蒋介石用人不明的罪过。
不过,在此后的时光里,张学良想必是经常受到良心的谴责的!
否则,5年后也不会发生改变整个抗日之格局的“西安事变”了,您说是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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