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一起发国难财的诈捐案

摘要

1932年7月17日，东北国民救国军第一师师长李海峰与参谋长宋凌阁部在北票前往锦州的火车上捉捕了在热河一带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特务石本权四郎，这一事件被称之为“石本事件”。捉捕石本权四郎的行动由参谋长宋凌阁策划指挥，震惊中外，李海峰作为部队第一首长也因“石本事件”声名远扬。

（1）李海峰介绍

李海峰，字海峰。1889年生于现北票市上园乡跑达沟村一个中农家庭里，曾在长皋村里任过巡官。“九·一八事变”后，辞掉巡官离职回乡，于1931年10月起兵抗日救国，抗税罢捐。李海峰组织抗日武装初期曾与马子丹合作，队伍扩大后，马子丹任师长，李海峰任其下的团长。1932年1月攻打朝阳失利后，队伍解散，以后又各自重新组织了武装。

（2）宋凌阁介绍

宋凌阁，字俊臣，别名宋纪勋，1899年生于热河省朝阳县（今辽宁省朝阳北票）章吉营子乡牤牛营子村的一个中医世家。1920年宋凌 阁毕业于朝阳师范学校，后回家乡办学教书1923年以后先后在直隶第四路巡防骑兵营和朝阳县木头营子，牤牛营子警察所任巡记（书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相继沦陷，宋凌阁眼见百姓惨遭杀戮、东北军节节退让，毅然辞职回家，决心组织抗日武装，救亡图存。1931年冬，宋凌阁在父亲宋祥和哥哥宋凌汉的支持下，宋家拿出平日积攒的准备购置新房的数千银圆，并变卖了部分家产，购置了枪支、弹药和马匹，以原直隶巡防骑兵营旧部为主体，又招募一些爱国村民，共100多人，组成了“国民抗日救国团”，在牤牛营子村关帝庙前举行誓师大会。宋凌阁被推荐为“国民抗日救国团”司令，赵迺范为参谋长。宋凌阁率领的队伍与日本侵略者的兵戎相接，在顽强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

（3）李海峰与宋凌阁合军抗日

1932年春，宋凌阁率部参战“九反朝阳”，在战斗中结识了毕占一和李海峰。在攻打朝阳县城时李海峰部队人员伤亡较大，战士士气低落。后在朱霁青的撮合下，宋凌阁与李海峰两支抗日队伍联合起来，编为东北国民救国军第一师。因李海峰年长宋凌阁十岁，李海峰任师长，宋凌阁任参谋长，赵迺范任副参谋长。司令部设在牤牛营子关帝庙内。

1932年9月4日，李宋部队转归王德林麾下，王德林改部队番号为抗日义勇军西路军，并任命李海峰为总司令、宋凌阁为参谋长。宋凌阁起草李海峰就职通电，电告各地。

1933年9月5日上海的《新闻报》综述李海峰所部抗战一年的事迹（如图1所示），并将宋凌阁当时撰写的李海峰就职通电如实转发，证明李海峰改编归王德林麾下。

1932年6、7月间，经金沟车站站长王朋举报，宋凌阁侦查发现日本特务石本权四郎在热河一带从事间谍活动。宋凌阁与李海峰商议后，认为石本权四郎是个危险人物，由此，抓捕日本间谍石本权四郎的周密计划酝酿而出。1932年7月17日清晨，石本权四郎带着两名随从，从北票登上去往锦州的火车。宋凌阁带领30多名战士来到南岭附近破庙子，拆毁铁路轨道并埋伏在两侧。下午1点左右，列车缓缓行驶进入破庙子伏击圈，宋凌阁鸣枪发令，霎时间铁路两侧枪声大作，司机只好停车。车上便衣队趁机打倒日本卫兵，将石本权四郎及随从抓住，将石本权四郎等人拖下火车，直奔牤牛营子方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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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上海《新闻报》1933年9月5日报道

1934年5月13日凌晨，宋凌阁被日伪军擒获，负责保卫宋凌阁的义勇军西路军三营长周奇海也同时被捕。图2为日军捉捕到宋凌阁后拍摄的请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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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日军捉捕到宋凌阁后拍摄的请功照片

    该照片中的文字为：昭和九年五月十三日 故石本权四郎氏杀害犯人逮捕纪念。

    该照片中的两名义勇军分别为宋凌阁、周奇海。

1933年7月间，上海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了王蕴萍与“李海峰”出现在上海做报告的新闻，如图3、图4、图5所示，《文华月刊》与《时报》均称王蕴萍是热河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兼“热河国民抗日军”第一路和第三路总指挥，而“李海峰”为“热河国民抗日军”第二路总指挥，且“李海峰”为王蕴萍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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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时报》1933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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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文华月刊》193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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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新中华》1933年7月

笔者查阅了对东北抗日义勇军历史记述的所有权威的著作：

《九·一八抗战史》谭译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王驹、邵宇春著，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1991年

《东北抗日义勇军史》潘喜廷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

《日本关东军侵华史》史丁著，南京出版社出版，2019年4月

《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胜利》王云鹏、高宝顺著，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1996年10月

《辽宁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15年

《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亚德编著，书林书局，1937年2月

《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日本政府参谋本部编，田琪之译，中华书局，1982年 6月

在这些史料中，记载了当时各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情况，唯独没有找到王蕴萍的名字，也没有找到关于王蕴萍的“热河民众抗日军”和“东北民众抗日敢死军”的记载。这让笔者对此不免产生了很多疑惑和不解。所幸运的是唯有在1995年台湾出版的黎东方所著的《细说抗战》一书序言中，提及到了王蕴萍。1933年，黎东方在北平（京）任教，热河沦陷后，王蕴萍曾去北平拜访过他。如图6，是这样写道：

“同样令我怀念的是在汤玉麟既已逃离承德以后，带了若干年轻朋友，奔进兵营，取出汤所弃而不顾的炮，对日军抗了一阵的王蕴萍；… … 与徐春圃当时是一个中学生。这两位到北平均和我见了面。王君不久去了新疆，被盛世才关押，我托了一位徐先生将他救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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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发现了1933年7月23日“李海峰”与王蕴萍出现在上海做报告，各路报刊争相发布消息对此事进行报道。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疑点。

（1）疑点一

1933年王蕴萍与“李海峰”出现在上海做报告，有很多报刊报道了此事。《时报》(图3)、《福尔摩斯》(图7)称二人为热河国民抗日军，而《新中华》报(图5)称二人为热河救国军。《新闻报》(图8)以标题为“热义军总指挥李海峰等昨日抵沪”发布消息，因此很难理解李海峰是王蕴萍的部下。王蕴萍称李海峰为其部下，是因为“石本事件”使李海峰闻名全国，上海人民都知道李海峰名振天下，而王蕴萍以此为由去上海募集捐款。

事实上，李海峰、宋凌阁两人在朱霁青的撮合下于1932年春合作，成立抗日救国军第一师，1932年9月转为王德林麾下，为义勇军西路军，李海峰任总司令，宋凌阁任参谋长。从来未见李宋加入所谓的王蕴萍的国民抗日军并任国民抗日军第二路总指挥的有关报道。

《盛京时报》1932年8月7日报道，张学良将军在北京对李海峰下令，将石本押送至北平，绝对不可释放，如图9所示。而只字未提王蕴萍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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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福尔摩斯》1933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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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新闻报》1933年7月22日

（2）疑点二

如图3所示，1933年7月24日《时报》称王蕴萍为热河军政委员会委员长，王蕴萍的“热河军政委员会委员长”应该是伪政府的官员头衔，而在后期资料搜查中未见此头衔。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朝阳陷落，而此刻的热河省长汤玉麟却丢下军队不管，而私自西逃。此时的热河省为无政府状态，哪来的“热河军政委员会”？热河沦陷后，在史料中也没有找到军政委员会这个机构。令人不解的是，王蕴萍到底是国民党政府官员，还是义勇军呢？

所以我们判断此头衔可能是王蕴萍为去上海宣传所自封的。

（3）疑点三

    根据《时报》1933年6月10日报道，热河义勇军与日寇正在进行激战。李海峰、宋凌阁所部在其家乡章吉营子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周旋。此时的李海峰哪能有时间去上海为青年人做所谓的报告？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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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时报》1933年6月10日报道

（4）疑点四

1946年国民党伪政府任命李海峰为“热河剿匪总司令”，同时委任其为“热河省政府参议”(如图12所示)，因此建国后李海峰被人民政府收押入狱。

而王蕴萍建国后平安无事，毫发无损。怎么能说明王蕴萍曾是李海峰上司，这只能说明王蕴萍的“热河军政委员会委员长”头衔是子虚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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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热河省政府公报》1946年[第8-9期，16-18页]

将李海峰的照片（北票市史志办提供，如图13所示）与上海《新中华》报道所拍的“李海峰”的照片（如图14所示）通过现代人脸识别进行相似度对比，结论是两张照片不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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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晚年的李海峰     图14 1933年《新中华》上的“李海峰”

经过四家人脸识别技术权威软件，进行人脸对比（图15），得出结论均为不是同一个人。这说明当年出现在上海的“李海峰”不是石本事件中的李海峰。以下为四家人脸识别软件的识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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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人脸相似度对比图

a）微软公司人脸比对相似度为36.95%，判定属于不同的人。

b）百度人脸比对相似度为48%，判定是一个人的可能性低。

c）旷视科技公司的人脸比对，判定为：同一个人的可能性低。

d）杭州微禾迅科技有限公司涂图系列产品人脸比对结果：相似度为41.6%，判定为不同人。

（6）疑点六

笔者前往李海峰家乡，据李海峰后人讲，李海峰身高不超过165 cm，且从未去过上海，如图16所示。而研究人体工学的杨教授根据上海报纸上出现的“李海峰”照片，图4，图5，应用人机工程学理论进行科学计算确定“李海峰”的身高为1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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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疑点七

王藴萍为了1933年7月去上海“募捐”，于1933年6月28日在上海的报纸上先发消息进行铺垫，强调李海峰是其部下。声称各路义军于6月份在北平（京）开会，组成“东北民众抗日敢死军”，自称“中将总指挥”。当时王藴萍不过是一个25岁的小青年，将东北义勇军各路名将李海峰、马子丹、邓铁梅等也列为其部下“各将领同叩”，如图17所示，实在是肆无忌惮。而事实上，李海峰、邓铁梅的生平事迹中并没有他们参加此次所谓“会议”的记载。王蕴萍更加弄巧成拙的是，马子丹已于1933年4月29日壮烈牺牲，怎能参加他“6月的会议”。这样让人不得不怀疑图17所示报纸所述的会议内容的真实性。王蕴萍利用了当时上海新闻界很难得到东北抗战的真实情况，及东北各路义勇军看不到上海报纸的事实，在上海的媒体上发表一些自编自演的“消息”，为其上海之行进行舆论铺垫。而他自己也被当时消息闭塞所害，“马子丹参会”的报道使他的假消息露出了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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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1933年6月28日上海报纸报道

石本事件发生在1932年，轰动全国。到了1933年3月，日军攻占了热河，日军十分猖狂，整个东北义勇军进入了低潮。李海峰、宋凌阁所部坚持在热河及内蒙一带与日军周旋。而根据黎东方所论述，王蕴萍就是这个时候带了几个年轻人去捡汤玉麟丢弃的炮。抵抗了一阵，而后就到了北平（京）去见黎东方。他1933年7月又出现在了上海。纵览整个过程，黎东方先生所著《细说抗战》提到的汤玉麟逃跑是在1933年3月日军攻占热河之时，而此时的王蕴萍只不过是“若干青年”。而6月份的上海的报纸报道王蕴萍在北平（京）开所谓的义勇军大会，7月份王蕴萍和李海峰就出现在了上海。王蕴萍上海募捐后就销声匿迹了。这就是王蕴萍抗战的“经历”。故作者得出以下结论：

（1）石本事件中的李海峰是东北国民救国军第一师师长，与王蕴萍没有任何关系。

（2）1933年在上海出现的“李海峰”不是石本事件中的李海峰本人。

（3）报纸上声称的王蕴萍为总指挥的“东北民众抗日敢死军”在义勇军抗战史中未曾发现记载。

（4）王蕴萍1933年7月带着假李海峰出现在上海是借李海峰石本事件之威名，蹭热度进行骗捐的一个自编、自导、自演的历史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