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五十七军第一一一师
“8•3”事变的由来
王裕光 李淼生
不久前，我们到临沂时，瞻仰了华东革命烈士陵园。这是新中国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革命烈士陵园之一。这里安息着当年我们熟悉的一起战斗的老首长、老战友，记载着革命先烈不朽的丰功伟绩，记载着中华民族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血与火的战斗史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常恩多师长的陵墓，使我们想起了一件往事。
60年前，1942年的8月3日，驻扎在山东滨海区的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一师在师长常恩多和鲁苏战区政务处长郭维城的策划和指挥下，搞了一次大的事变，扣押了该师的副师长刘宗颜、参谋长陶景奎，解除了鲁苏战区司令东北军将领于学忠总部的武装，并将于软禁。还把一一一师的番号改为东北挺进军。当时，这一事件，在山东敌后，特别是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引起了比较大的震动。
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一师是国民党东北军中的主力部队，曾参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西安发动的“双十二事变”，以兵谏形式，逼蒋抗日。1940年9月，东北军五十七军驻山东滨北时，一一一师旅长万毅（地下党员）发现军长缪瀓流与日军勾结，并签订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秘密协定。万毅在常恩多师长的支持和共同策划下，发动了“9.22”锄奸运动，在临沐县东盘逮捕了有关人犯，但因叛徒告密，主犯缪瀓流逃逸。事后，蒋介石将这一正义行动斥之为“犯上殃国”。随后，又撤销了五十七军番号。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被杀害。这样就把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推上了顶点。在这个大背景下，一一一师在政治上急剧逆转。2月17日，该师反动军官副师长刘宗颜，旅长孙焕彩等将抗战锄奸有功的万毅扣押监禁。同时将该师中党组织的负责人及成员全部拘禁，有的还被杀害，并策反我八路军地方部队，袭击我党政机关，捕杀我地方党员，多次向我军发动进攻。这就是臭名昭著的“2.17”反共逆流。当时，一一一师驻山东纸坊，身处敌后，抗日反共，势难并举。蒋介石对该师的军需补给又很不及时，自身生存日益困难。师长常恩多身患重病，好转无望，遂于鲁苏战区政务处长郭维城商定，拟在适当时机将部队拉出，才能摆脱蒋帮控制，自创局面。
1942年8月2日上午，鲁苏战区总部军法分监对在押的万毅进行审问并作出终审判决，即将执行蒋介石处决的命令。当日下午，郭维城来探监，向万毅透露：等他举事成功后，当救万出狱，请万帮助掌握部队。万毅觉得自己的死期已近，而郭举事把握不大，又未得到党组织的指示，遂于当夜越狱成功。第二天上午，郭维城获悉这个消息，马上离开总部，赶到一一一师与常恩多师长商议后，决定立即发动事变。
首先，以到师部聆听师长训话的名义，扣押了该师的副师长、旅长、参谋长等反动军官；并派部队解除了鲁苏战区司令于学忠总部的武装；宣布将部队改称东北挺进军。同时，发布公告，宣布四大主张：１.拥护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蒋委员长，反对以三民主义名义破坏东北军；２.实行抗战建国纲领；3.联合一切抗日部队，一致对外；4.坚持杀敌锄奸。
由于事变缺乏群众基础，从8月6日起，部队开始哗变叛逃，被扣押的反动军官也和叛军一起逃走。一一一师部队8000多人已面临解体。常恩多遂下令将剩下的2000余人与相应装备转移到我抗日根据地。8月9日，常恩多师长在转移途中病逝。这就是“八•三”事变的由来和基本情况。常恩多逝世后，郭维城提议秘不发丧，一切文件仍由常师长署名，万毅、郭维城任一一一师副师长。后来，在该师干部会议上万毅被选举为师长。
1943年7月，于学忠率东北军撤出了山东，再用一一一师的番号已不适宜，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决定授予这支部队为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的番号。1944年10月20日，在滨北地区罗家凤台由肖华同志代表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正式宣布，万毅为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 解放战争，这支部队编入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建制（后为三十八军），南征北战，屡建奇功；抗美援朝时，再立新功。几十万东北军在战争中由于多种原因而消失，唯有这支部队在人民军队中成长壮大。 后来，对这一事件的性质说法不一，有的称之为事变，有的称之为“起义”。但党中央和山东分局对“8.3”事件的性质和态度是非常明确的，现根据翔实的历史资料，综合陈述于下。 一、 从当时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北方局来往的文电中，都把“8.3”称作“事件”、“事变”、“内部变化”，没有一份文电将其称为“起义”或“武装起义”。 从1942年8月3日以后到1943年1月可以查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山东分局、一一五师来往的有关“8.3”的文电共5份，即：1、1942年8月5日山东分局对东北军111师事变的处理意见致中央北方局的电报，从标题到电文都把“8.3”称作事变。2、1942年8月15日毛泽东致朱瑞（山东分局书记）的电报中称：“常恩多事件，我们不应牵涉在内，你们替他发表新闻是不适当的，以后望注意。一切报纸刊物宣传，分局必须抓紧，使不违背党的政策。”3、1942年8月中央书记处发一一五师的电报称：“常恩多事件是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变化。我们不要发表任何文件及言论......如有国民党人询问，我们应表示不赞成常师的态度。”4、1942年9月9日，山东分局关于“8.3”事件发展及处理结果致中央北方局并少奇同志的电文中，曾4次提起“8.3”，均称“事变”。5、1943年1月28日山东分局朱瑞、陈光、罗荣桓致少奇同志并报中央的关于山东情形的报告中也称：“去年8月3日，该师内部变化。” 以上这些历史文献全是中央、军委档案馆提供的复印件，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反映了“8.3”事变的经过；反映了中央、山东分局对“8.3”事变性质的看法和态度。 二、 从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到1943年党中央对东北军的政策来看，把“8.3”称作“起义”是与当时党的政策背道而驰的，不利于发展统一战线，共同抗日。 1938年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彼此不挖墙角，彼此不在对方党政军内组织秘密支部；在我们方面就是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组织秘密支部，使国民党安心，利于抗日。”（见毛选第二卷537页《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1939年9月27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对待东北军内部反投降事件和策略的批示致朱瑞的电报中称：“......不要把反缪瀓流（当时任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投降派，后被撤职）的部队，编为八路军”，“不要放松拥护于学忠（时任苏鲁战区司令）及其它较好的军、师长口号”，“一切反投降部队仍属东北军一部”，不使事件变为八路军与东北军对立。1940年6月13日，中央关于争取东北军的工作致中原局的指示，又再次强调了搞好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对于我们争取广大友军有极大的影响”。根据上述这些电文的指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我们党与于学忠部东北军的关系，仍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常恩多事件是东北军内部的抗战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正因为如此，“8.3”事变后，毛主席、中央书记处、山东分局都一再强调“常恩多事件是国民党内部变化”， “是一一一师又一次大的事变”，“我们不应牵涉在内”。如果我们认为“8.3”事变是起义，而且又进入了我党的抗日根据地，那不就等于共产党一面搞统一战线，一面又挖东北军的墙角，把八路军和东北军对立起来，这就严重地背离了党对东北军的政策，授人以柄，有损党在友军中的声誉，不利于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正因为这样，我们党在一一一师进入我抗日根据地两年多的时间内，一直保持了东北军一一一师番号。从现今的角度来观察，把一一一师“8.3”事变这段历史改称作起义，对于争取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也会带来负面影响。 三、从一一一师“8.3”事变后所宣布的“四大主张”和其所采取的实际行动看，它只能是东北军内部的“事变”，而不带有“起义”的性质。 “四大主张”里一面讲：拥蒋、联合一切抗日部队一致对外、坚持抗敌锄奸等，一面又解除了坚持抗日与我友好的东北军于学忠总部的武装，并将于学忠软禁，还抛弃国军番号，将111师改编为“东北挺进军”等等，这些行动和宣布的主张是相悖的。常师是我们的友军，于学忠总部也是我们友军，常师又是于下边的一支部队，我们把它“起义”过来，不是故意破坏我党所倡导的统一战线吗！何况常师从“8.3”事变起到8月8日并无意将部队开进我根据地，只是因为在这5天中部队叛逃太多（达5000人），又遭叛逃部队的反扑，才被迫转移到我抗日根据地的（见山东分局9月9日致中央北方局并少奇同志的电报）。一一一师的这些行动，在山东分局和中央、北方局往返电报中，都有表述且称之谓“错误”，并明确我们“不应牵涉在内”，“如有国民党人询问，我们应表示不赞成常师的态度”。毛主席在延安听到常恩多事件后，当即找到原东北军干部解方和贾陶，询问情况后说：“常是东北军孙铭九式的人物，是少壮派搞的。”综上所述，我们认为1942年8月3日发生在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一一师的这起事件，只有称为事变才符合历史事实和党的政策。
（原载2002年第6期《春秋》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