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盟救国军军歌》：在东北抗日烽火中诞生的英雄壮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在东北大地上谱写了一曲曲英雄的抗日壮歌。这其中，抚顺人孙铭武、孙铭宸兄弟与留日学生张显铭等人组织的“血盟救国军”，成为辽东地区第一支高举义旗的抗日武装队伍，他们所谱写的《血盟救国军军歌》，怒吼出了“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要“去战斗！战斗！战斗！”

　　他们是这样唱的，也是这样去做的。他们毁家纾难，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战场上，他们的队伍旋起旋灭，仅仅存在了三个月，孙氏兄弟先后为国牺牲，血盟救国军的其他主要将领也纷纷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死里逃生者如张显铭入关抗日，虽经多方查找，已不知下落。英雄们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英雄们的业迹已然永世长存。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了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与英雄群体名录，血盟救国军的代表性人物孙铭武，名列第一名。2015年8月24日第2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与英雄群体名录公布，孙铭宸也名列其中，他们所代表和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将永不磨灭。

　　孙铭武

　　一

　　孙铭武，字述周，清原满族自治县南八家乡（现为清原镇）浑河南岸的中寨子村人，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9月生。1908年考入兴京（今新宾）县警官教习所，毕业后担任了兴京县北四区区官，兼地方保甲团团总，1916年参加了讨袁革命军，1919年这支军队改编为东北陆军第十六师，孙铭武就此在东北军中起步，先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1924年东北军向关内扩张时，孙铭武担任了昌黎县警察局长，直隶（今河北）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五县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兼地方保甲团团总。

　　在东北军期间，孙铭武参加了两次直奉战争和征蒙定边作战，1925年，36岁的孙铭武他主动要求，从东北军中退役，到沈阳开了一家仅有20几张床的福兴旅馆，雇用了一个据说是黄显声侄子的黄姓青年伙计。20世纪70年代时，曾有材料称，孙铭武是共产党员。80年代换发的《革命烈士光荣证》标明孙铭武参加革命时间是1930年。

　　孙家在清原中寨子是有名的大户人家，孙家大院有30多间房屋，4挂大车，水田150亩，旱田30亩。1931年 “九一八”事变之际，孙铭武正在沈阳，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他与清原籍日本留学生张显铭及张东郊等人相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此国难临头之际，应奋起挺身杀敌，尽国民之责，以争民族地位。”他们于19日找到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孙铭武的拜把兄弟黄显声。黄显声表示，自己身为国家军人，必须服从上峰命令，“你们要抗日，可以自己拉队伍到东边去干。”并给他们出主意，推荐他们可以去山城镇，找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

　　孙铭宸

　　孙铭武遂与张显铭、张东郊回乡组织抗日武装，他本人还到山城镇去见了于芷山动员抗日，不料被于芷山婉言拒绝，回到清原县城后，原想把东北军溃兵组织起来抗日，也因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来到清原，奉张学良的命令，将这些士兵绕路带往了锦州方向而作罢。

　　经过这两番事件，孙铭武和弟弟孙铭宸（别名孙耀祖，字光烈，号觐廷）下定决心，要自己组织队伍，起兵武装抗日。他说服了主持家务的二哥孙铭久，毁家纾难，以家产筹建抗日义勇军。在面对至亲好友的犹豫、怀疑、担心、指责时，孙铭武向全家老小介绍了日军侵略东北的暴行，力陈救国大义，表达了自己要组织抗日武装，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力劝亲属投身到抗日大业中。他说：“民族不可辱，国土必收复，杀身毁家何所惧，愿作抗日第一人！我是一天亡国奴也不能当！甘愿破产毁家，图此义举。”孙家兄弟把150亩水田和15间房子典押给沈阳二经街上的一家当铺，以所得资金购买了100支枪械、1万余发子弹。孙家的青壮子弟，以及孙家亲属中中寨子的老史家、马前寨的老步家等，孙家大院的邻居姜绍泉，都报名参加了这支义勇军。

　　张显铭因在日本留学，在当地颇有声望，与警甲多有往来，张东郊当过清原八区（下辖孙铭宸工作过的阿尔当等13个村）区长，社会联系较广，二人先后向当地公安分队长盖光安、班长杜锡武等人讲述了九一八事变的情景，力陈救国大计，取得共识后，张显铭、张东郊、盖光安遂写信给省公安第九大队兴京第二十八步兵中队长李栋材，以共同抗日相邀。

　　李栋材虽然是普通农家出身，识字不多，但他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嫉恶如仇，枪法出众，剿匪颇有战绩，以“李黑子”的名号享誉于兴京、清原警界，当地无人不晓。这次经张显铭、张东郊等人联系引见，李栋材与孙铭武在盖光安处进行长谈，而后李栋材又与盖光安、王绍卿等分队长商议，同意“约期哗变”，将全队拉出武装抗日。

　　二

　　1931年10月初，孙铭武已组织起百余人的抗日队伍，他把队伍拉到清原县南八家乡的四道河村，操演训练。孙铭武从驻防在新宾的李春润部队那里，秘密请来了周保升和齐洪治作军事教官。就在武装起义紧张准备筹措之际，张显铭因与当地警甲往来过于密切，被第二十八中队第一分队的班长高长海等人向当时的新宾县公安局长张同告密，李栋材为了争取主动，迷惑伪县当局，于10月7日将“勾串人”张显铭逮捕关押起来。

　　张显铭被捕后，在狱中积极活动，向狱警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买通的狱警将口信传给孙铭武。孙铭武赶到新宾，以张显铭“不再宣传抗日”为条件，将张显铭带回中寨子。在途径湾甸子李栋材二十八中队驻地时，孙铭武、张显铭、李栋材商定，九月初九重阳节这天，各路武装到大苏河虫王庙起事。

　　孙铭武、张显铭返回中寨子后，张显铭住到了孙铭宸家中，三人讨论了当前的局势。首先大家都觉得形势紧迫，起事举义显然刻不容缓。当时的问题，一是各支队伍人员素质不齐，对抗日的意义认识不一，急需统一思想，鼓舞士气。二是部队的枪支弹药普遍不足，需要继续筹措。

　　为了让不甘当亡国奴的人们知道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意义和道理，孙铭武等三人先是草拟了各路队伍举义联合的口号，并把这支队伍的名称拟定为义勇军。随后，孙铭武、孙铭宸、张显铭三人决定，将这些口号连缀成歌词，编成军歌，方便大家铭记于心，激扬斗志。为了便于传唱，由张显铭将当时已经流行于东北民间的《苏武牧羊歌》和流行军歌《大帅练兵歌》捏合在一起，为《军歌》谱了曲。于是，这支注定要铭刻于中华民族史册的军歌就在正在准备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辽东山区诞生了：

　　起来，

　　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

　　用我们的血肉去唤醒全国民众，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起而杀敌，

　　起来，起来，

　　我们要团结全国民众，

　　去战斗！战斗！战斗！

　　这首军歌的歌词，用层层递进的语言形式，表达了不愿作亡国奴的东北人民的共同心声和共同意志。孙铭武、孙铭宸、张显铭这三位作词者，用“起来”呼唤全国民众，并第一次把“中华民族”这个词，写到了歌曲中。

　　军歌的创作者们，不仅是民族危亡之际行动上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思想最早最有力的宣传者之一。他们在“最危险的时候”，把中华民族的概念和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精神，用歌声传扬向全中国。

　　在今天的人们听来，这首军歌起调悲凉，虽有韵律感，但略显低沉，原因在于它仍然是由“宫、商、角、徵、羽”五个音（即简谱中的1，2，3，5，6而不是七个音）构成的“五音调式”，这种五声调式广泛地存在于中国古代以及当时的民间音乐中，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中国民族调式的种种变化和完整的音乐理论体系，这种五声调式，至今还常常国内外音乐家们被称为“中国调式”或“民族调式”。

　　这首军歌的谱曲者，作曲者虽然是张显铭，但显然其中也有着孙铭武、孙铭宸的痕迹。因为孙铭武是军人出身，《大帅练兵歌》是他熟悉的曲子，也是军人们熟悉的曲子，而孙铭宸当过清原县督学委员，对《苏武牧羊歌》也是耳熟能详，因为《苏武牧羊歌》是当时流行的学堂歌曲，它自民国初年在辽南诞生以来，几经传抄，已经不胫而走，渐渐遍及全国，上至官宦学者，下至凡夫俗子，乃至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各阶层人全爱唱，可谓雅俗共赏、深入人心。军歌的创作者们，如同他们在外敌面前只能拿起现有的武器一样，是用中国传统的、民族的、大众的曲调，唱出了他们的反抗之声，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1983年民政部换发的孙铭武烈士证

　　三

　　军歌创作出来了，张显铭找来义勇军的青年战士们，就在孙家大院的院子里开始教唱。20几个人分成几排，前面放一个长条木案作为讲台，张显铭就拿一根木棍作教鞭，教大家练唱，比比划划的姿势，招来了左邻右舍几个小孩跑来观看，大家一是听歌，二是看到张显铭身穿日本学生服，头戴学生帽，没见过的都以为老孙家来了个日本人，殊不知这是个抗日的英雄。歌声起首，就是一句“起来”，随着张显铭的教鞭挥起，前来看热闹的9岁小孩姜学儒（姜绍泉之子）还以为是嫌他“碍事”，让他“起来”呢。

　　1931年10月19日（九月九重阳节），相约聚义起事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三支队伍汇聚到了大苏河乡小苏河村的虫王庙前。

　　孙铭武、张显铭带领队伍从四道河翻山越岭来到这里，李栋材带着公安二十八中队集中到这里，张东郊和盖光安带领他们联络的民团和“山林队”武装（即绿林武装）来到这里，各路抗日豪杰齐聚一处，约有四百余人，大家虽然服色不一，刀枪不齐，但人人有抗日救国之志，个个怀擒敌杀贼之心，精神抖擞，意气昂扬，场面十分热烈。

　　队伍会齐之后，抗日誓师大会立即开始。大家在庙前摆下一条香案，五位首领孙铭武、张显铭、李栋材、张东郊、盖光安每人持香一股，众人各以手枪置于案上，“实弹扳机”，枪口面向自己。由张显铭领头诵读《抗日誓文》，向天铭誓，五人齐声发誓：“倘吾等有二心，弹立穿吾胸！”

　　宣誓结束，孙铭武登台向全体官兵发表抗日讲演。他向众人介绍了“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并把亲眼目睹日本兵在沈阳街头随意枪杀中国士兵、警察和普通市民的罪恶行径，向大家作了描述，他用血淋淋的事实，向大家说明杀头亡国的危险，已经迫在旦夕，想偏安一地，苟安一时，已是不能，日本侵略者一来，就要过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日子，“今后之危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杀贼，民族兴亡，在此一举！”

　　说到激愤之处，孙铭武拔出随身携带的军刀，挥向自己的左手中指，“刀落指断，血涌如箭”，他把刀扔给孙治平，用右手掐住自己涌血的左手中指，在庙前的庭柱上，用鲜血书写下“血盟救国军”五个大字，宣告辽东地区的第一支抗日义勇军武装“血盟救国军”正式成立，“并用流血之手，（继续）指书讲演，血滴涔涔”。台下的各路官兵及旁观百姓父老乡亲，无人不为孙铭武的洒血为盟之举震惊感泣，群情激动。

　　这时，曾经一度动摇，向上级告过密的公安分局科员杨某，在孙铭武此举的感召之下，“激于天良”，站了出来，“以枪口置胸上大呼曰：杨某日后，若敢有异志，惟此弹是从！”

　　孙铭武用鲜血写下的“血盟救国军”五个大字，殷红夺目，刚劲豪壮，渗印在虫王庙的梁柱上，也震撼了在场的全体官兵和围观百姓，众人群情激奋，跟随张显铭立地高呼抗日口号：“赶走小日本！还我河山！”悲壮之声，惊天动地。

　　在全场振奋同仇敌忾的声浪中，张显铭宣告了血盟救国军正式成立。大家一致推举孙铭武为血盟救国军总司令，李栋材为总指挥，张显铭为总参议，张东郊为大队长，盖光安为警队指挥，隋凤武为快马队队长，曲得茂为军师。血盟救国军的领导者们站到了队伍前面，由张显铭宣布了血盟救国军的四大纪律：一，叛国投敌者杀；二、临阵脱逃者杀；三、奸污妇女者杀；四、敢取民间一草一木者杀。

　　在全场爆发的一阵阵欢呼声、掌声中，孙铭武、孙铭宸、张显铭训练的那支民众武装，唱起了为起义而创作的《血盟救国军军歌》：

　　起来，

　　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

　　用我们的血肉去唤醒全国民众，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起而杀敌，

　　起来，起来，

　　我们要团结全国民众，

　　去战斗！战斗！战斗！

　　这歌声低沉、悲壮，又富于韵律感，从扛着各色枪支、神色凝重的民众武装口中缓缓唱出，传向在场的每一个人，随着这歌声的反复回荡，随着这陌生而又似乎熟悉的旋律，在场的全体官兵都慢慢跟唱起来，“起来，起来”的声浪，弥漫在大苏河的山谷间，传向辽东，传向东北，传向全中国……

　　（作者单位：抚顺市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