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前后亲历记

“九·一八”事变前后亲历记

卢广绩

一九三一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距今已五十多年了。半个世纪以来，人们谈到这一历史事件时，莫不感到心情沉重。惨痛的历史教训，记忆犹新。认真重温“九·一八”事变的历史，从中汲取教益，这对于向广大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好地为我国的四化建设做贡献，是十分必要的。

（一）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蓄谋已久，绝非偶发事件。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暴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于是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特别是在中国的东北，不断制造事端，进行挑衅，为其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借口。如在一九三一年四月，蓄意制造了“万宝出事件，”借机歪曲事实，在日本和朝鲜的报纸上大肆造谣宣传无数韩侨被中国人杀害的谎言，因而在朝鲜境内制造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排华暴动，在仁川、汉城、平壤等地，短短一个星期内，就有一百零九个巾国人被杀害，受伤者达一百六十人。这是中朝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惨剧。当时，一些日本浪人和军警还乔装混入暴动队伍，煽动劫杀中国侨民，使中国侨民的生命财产遵到极大的损失。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煽动，使矛盾日趋复杂、激化，中国的老百姓随时都有对居住在中国的韩侨采取报复行动的可能，而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挑起这一事件所要达到的目的，以便借口“保护韩侨”，乘机出兵侵占东北。当时，以阎宝航等同志为领导的“国民外交协会”，对这个问题指对旅居朝鲜中国侨民被杀害事件曾多次开会研究。开始，有的同事主张报复，以便显示一下中国人民的力量。阎宝航同志当即指出，如果采取报复手段，受害者无疑都是朝鲜无辜的人民群众；却使日本帝国主义坐收渔人之利。所以，我们一定要克制和忍耐，决不能给日本侵略者制造任何可乘之机。经宝航的说服，得以使事态没有扩大，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企图终告落空。事后外交协会派朱换阶对事件进行了调查，证明宝航同志对这个问题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同时，外交协会还派我和正化一、王小隐三人携款四万元到朝鲜对被害侨胞进行了慰问。一九三一年六月，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窜到我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特务活动。六月二十二日，他们在苏鄂公府被关玉衡指挥的中国屯恳军第二团士兵抓获，从他身上搜出进行特务侦察活动用的调查笔记、军用地图、测绘仪器等多种罪证，从而引起中国官兵的公愤，遂将其处死。一个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特务活动的外国军事间谍，遭到中国爱国官兵的严惩，这完全合理合法，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却借口所谓“中村事件”，歪曲事实，在其国内极力进行煽动，公然宣称“这是对日本皇军的进攻”，并大肆叫嚣“这是解决满蒙问题的绝好机会”。很显然，这是在为其发动侵华战争制造借口。事隔不久，日本关东军又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并以此为契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就侵占了整个东北。

（二）

日本帝国主义敢于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这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蒋介石正处心积虑地想消灭共产党，在连续发动“围剿”红军的战争；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一再妥协退让。特别是早在一九二八年底，东北易帜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愈加猖狂，可是蒋介石却一再指示张学良坚决不许抵抗。就在“九·一八”事变的前两天，蒋介石还电示张学良将军“无论日军以后如何在东北导衅，我方亦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已是大敌当前，形势一触即发，而东北军却毫无戒备，仍然是一派和平景象。当日本军队发动突然袭击，炮弹落在北大营内，营房被击中起火，士兵们从梦中惊醒，匆忙从床上爬起准备抵抗，可是武器弹药却都在库房里。“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最高军事长官张学良将军，正在北平养病。而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张作相还在锦州小岭子私第为其父治丧。在沈阳主持工作的参谋长荣珠，又忙于在三经街公馆为乃父大做寿庆。据了解情况的同事回忆：当时“在荣臻公馆门前，汽车很多，宾客盈门（公馆内）摆设寿堂、香烟缭绕，灯烛交辉，颇极一时之盛。东客厅内，满屋大员，吸鸦片，打麻将，更有张筱轩的京韵大鼓，热闹非常”。敌人已闯入国门，形势危在旦夕。而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支配下，掌权的大员们置国家民族之危亡于不顾，照样做寿的做寿；治丧的治丧。这就更加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我和金哲忱到日本驻沈领事馆询问情况。领事林久治郎避而不见，由副领事出面应酬。这位副领事的态度极为冷淡，仅仅表示领事馆无权过问军方的行动。但我们从领事馆内部气氛之紧张，防御之森严，可明显看出他们对这一事件是了解内情的。蒋介石不抵抗，但是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东北人民却积极行动起来了。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东北各界爱国人士如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等，就先后成立了“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东北国民外交协会”等反日爱国组织。这些组织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唤起群众的觉醒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以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辽宁省拒毒联合会”就曾收缴了日本浪人走私运入东北的大量海洛因、鸦片等毒品，并在沈阳小河沿当众烧毁，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又如“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在其宣言中就明确指出，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展略，必须以一致之目标，做共同之奋斗。外交协会的工作，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到“九·一八”事变前，外交协会在东北的分会，已达四十六处之多。正因为如此，“九—八”事变后，日本军警就立即到奉天总商会等处搜捕外交协会的负责人。为了继续开展抗日救国日军的装甲车从大南门开进沈阳城内的工作，杜重远、阎宝航、车向忱等爱国人士先后到达北平。

（三）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等东北各界爱国人士以及在京的东北青年学生五百余人，集聚在奉天会馆（在旧刑部大街），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不抵抗，大家群情激愤。纷纷表示：蒋介石不抵抗，我们应该表明态度，特别是我们东北人民，不应缄默，大家一致要求成立抗日救国组织。于是便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由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委员三十一人，由执委会选出常务委员会委员九人。常务委员会下设三个组：总务组由金恩祺、卢广绩任正副组长：以后由高崇民任副组长。政治宣传组由阎宝航、车向忱、李孟兴任正副组长，以后由杜重远、霍维周担任。军事组由王化一、熊飞、彭振国任正副组长。执委中有高崇民、梅佛光、卞宗周、苏上达、吴焕章、黄剑秋、王捷侠、陈先舟、霍维周、徐仲航等。同时，还有一些入关的东北大学学生和原在东北的政府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救国会的工作。如宋黎、张希尧、郑鸿轩、张雅轩、宁匡烈、高鹏、黄宇宙等。救国会以“抵抗日人侵略、共谋收复失地、维护国家主权”为宗旨。同时，还发表了救国会宣言和《告东北父老书》。这两份文件都是由胡石如起草的。胡在“九·一八”事变前，曾在沈阳《商工日报》做编辑，后去北平在救国会任秘书，以后去美国并入了美国籍；今仍健在，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当时入关的东北青年学生近万人。为了安排这些人，救国会首先成立了东北学院（后改名为东北中学），由王化一、李孟兴负责。不久东北大学也在北平复校，收容原东北大学学生。同时，还在北平西山开办了军事训练斑，招收一部分青年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为抗目救国培养人才。宝航同志在这方面曾做了很多工作。另外，还在郁文大学址成立了东北难民教养院，负责收容逃亡到北平的抗口家属和难民。教养院还办有工厂、小学校、幼儿园等。先由我任院长，一九三五年我出国后由车向忱继任。在宣传工作方面，救国会组织了宣传队，除沿平津、平汉铁路线进行抗日救国的赢传工作外，还以北平、天津、上海为重点宣传区，先后派出重远、阎宝航、正化一、侯静达等人负责重点宣传区的工作。这些同事不辞劳苦，克服了很多困难，向各地人民宣传“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的抗口活动；负责和各爱国团体的联系以及筹集经费等，做了大量的工作。救国会还先后出版了《救国旬刊》、《复巢月刊》、《东北通讯》等刊物，宣传抗日救国。当时，抗日救国、复土还乡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所以救国会的工作深得人心，不少立场、观点不同的人，对救国会的工作亦都给予积极的支持。朱子桥将军曾为救国会筹集到一万元经费并山上海电汇北平。当时在北平西山有个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令老先生，曾参加过“戊戌变法”，他虽然是百官更但很进步。老人对救国会的工作很支持，捐献不少钱。八道壕煤矿局局长王正铺（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之弟）也曾向救国会捐款资助。我们还找过北宁铁路局局长高纪毅和北平市公安局局长饱毓鳞，两人也都慷慨解囊，各捐二百元。但是，也有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对救国会的工作表示冷淡甚至反对。有一次我们去找北平市市长周大文，希望他能给予支持，因为在东北时我们有过接触，彼此相识。想不到他竟然不接见我们，对技国公的：淑根本理睬的态度。

（四）

出于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一些同对张颇为不满。所以成立救国会事先并没有向张请示，但张也未加阻拦。因为当时救国会的一些主要负责人都是“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和其它人民团体的负责人，都与张有较深的关系。我们到北平后，张对我们在生活上还有所照顾，他成立的“东北问题研究委员会”还聘请我们为委员，并每人每月发给一百元的生活费。同时，我们对张当时的处境也有所了解，他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时有流露。因此我们对张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没做更多的指责。特别是救国会的成立，以及当他听到辽宁各地人民抗日斗争风起云涌，锦西民闭消灭古贺联队的消息，他也表示深受鼓舞和教育。可以看出，他虽然在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但实际上对我们的抗日工作，却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特别是在当时救国会活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由张学良的支持和批准，经边业银行经理韦梦令出面，在北平市发行了爱国奖券，仅这一项，每刀即可解决经费二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会长朱庆澜将军，到抗日前线慰问义勇军将士。图中握手的二人：着便服的是朱庆澜，穿军装的是辽东义勇军负责人唐聚五万余元。又如救国会与辽宁各地义男军以及吉林、黑龙江两省抗日将领的联系和支援等工作，他都给予积极的配合。当年救国会曾先后三次派黄宇宙去沈阳、抚顺、清原、新宾、海龙、抚松、长白、临江、宽甸、桓仁等县和唐聚伍等各地的抗日队伍进行联系和慰问、派车向忱去黑龙江会见马占山将军，除拿救国会的介绍信件外，同时也携带了张学良将军的“手谕”，这对救国会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支援作用。因为张过去是东北军政界最高领导人，各方面还是很尊重他并听从他的指挥的。辽南义勇军司令李纯华曾来北平请求军火，张概然给予解决，这为辽南义男军在关门山战斗中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张学良为了保证救国会领导的安全，还允许救国会成立一个有二十多人的警卫班，并发给武器。救国会负责人外出时，都有警卫人员进行保护。当然，不愉快的事情也曾发生过。如有一次我们往见张学良将军。当谈到政府不抵抗、把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时，阎宝航同志一时激动，对张有所指责，这使张学良将军很恼火。他大声道：“我不抵抗，我不爱国，我可以引咎辞职，让你们来干。”但为此事张事后还特向宝航同志表示过歉意。还有一次南京政府行政院长魏道明和郑毓秀女士(上海法院院长)来到北平。张学良热情款待，一起跳舞玩乐。这使我们感到当此乡土沦陷、国难当头之际，怎么还有心思扯这一套!所以大家对张很不满。救国会就派徐仲航(上海法学院学生)去找郑毓秀，代表救国会向她募捐。这样一促，魏、郑很快就离开了北平。当时张学良对我们这个举动，也是很不满意的。

(五)

“九·一八”事变后仅仅一周，为日军攻占的城市已达三十座，眼看着东北大好河山即将为日军全部占领。但国民党政府仍是毫无抗战之意，一味“依靠国联”，从而激起了国人的更大义愤。同年十一月初，集聚在北平奉天会馆的青年学生五百余人，要求救国会督促政府出兵东北抗击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于是救国会决定组织几百人的赴南京请愿团，并由阎宝航、高崇民、冯庸和我组成了指挥部。决定先去上海，后转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当南京政府闻此消息，即给张学良打电话，令他阻止请愿团前往，同时还下令铁路局不准给南京请愿团挂车。当我们请愿团进入车站后，正赶上有一列火车要开行，于是很多青年学生卧轨阻拦；有的学生向旅客进行解释宣传，许多旅客闻之很受感动，自动让出列车，有许多旅客还参加了请愿团。十一月七日，请愿团到达上海时，受到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入江向涣先生、上海青年会总干事陈立廷以及上海各爱国团体负责人的热烈欢迎，并帮助解决食宿等问题。请愿团在上海进行了游行宣传，并进入了英租界。由于游行队伍声势浩大，得到上海人民的热情支持，英租界地的印度巡捕没敢干涉。我们几个负责人在上海还分别见到了汪精卫和胡汉民。汪对我们的行动假恒地表示同情。胡汉民则把丢失东北的责任推到张学良身上。令人气愤的是胡还讲什么：“国家的强弱不在于疆土的大小”，意思是东北要不要都可以，简直是一派胡富。十一月十日，请愿团到了南京，住在金陵大学。第二天，请愿团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由中央委员吴铁城、张继接见。他们先讲了些什么：学生要好好念书，政府自有办法一类的话进行敷衍，之后告知我们：国联正要进行调查，希望大家要相信国联等等。王化一代表请愿团讲话，希望政府负起责任，出兵东北。近中午时，听说蒋介石在中央军校，于是大家决定前去见蒋面陈。于是大家步行了二、三个小时才到达。等了一个多小时，蒋介石才出来接见。高崇民代表请愿团对蒋介石说：“东北父老兄弟对得起中央，当中央有困难时，帮助政府抵制了阀、冯，促成中央统一。现在东北有困难，政府应该出兵，以拯救东北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高崇民同志讲得慷慨激昂，使蒋介石好半天没讲出话来。最后他只说：政府有办法，国联调查团即将到达中国，能够公正解决。不行的话，政府自有办法，等等。这时，天津请愿团也赶到这里。蒋介石竟然对天津请愿团说：“东北丢了，他们请愿还可以，你们天津来凑趣什么?”天津请愿团激馈地回答蒋介石说：“东北是中国的领土，全中国人民都有责任，我们来请愿有什么不对?你们政府是管什么的?”这下子把蒋介石促的闭口无言以对，弄得很尴尬，他气呼呼，转身走去。就在这天夜里，警察突然闯进了我们住宿的金陵大学，硬说我们这里有共产党撒传单，我们根本不清楚这件事，也未看到什么传单，最后警察也没检查出什么。对此，我们非常气愤，曾严厉质问当地国民党当局，“我们向政府请愿有什么罪?”当我们请愿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中央军校二、三百名东北籍学生，有组织地到车站为我们送行。当我们过江时，船上、岸边很多人都禁不住热泪滚滚，共同感到亡省亡家之痛!

(六)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不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同时也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它的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由于当时的形势所迫，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国联组成了以英国人李顿为首，包括英、美、法、德、意五国的国联调查团前来中国调查。救国会得知这一消息，立即联系尚在沈阳的刘仲明、张查理，巩天民、张音冷等人，进行秘密搜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证。刘仲明等克服了极大的困难，冒着生命危险，日以继夜地工作，搞到了大量日本关东军有计划、有预谋对我东北进行侵略的罪证材料。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调查团到达沈阳，住在大和旅馆(现辽宁宾馆)，日本军警特务立即进行严密监视。刘仲明人在沈阳小河沿施医院院长英国人雍大夫和倪博士的帮助下，把材料交到了调查团手中。因此，以后刘仲明、巩天民等，曾被日本警察逮捕。调查团回到北京后，住在北平饭店。救国会领导人阎宝航、王化一和我前往拜见，向他们介绍了“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希望调查团能主持公道。李顿讲：他对在沈阳得到的材料感到很真实，很满意。并表示已弄清了这次事件的始末。所以，调查团回日内瓦后，在向国联理事会报告的文件中提“东北是中国的领土”，而没有提到“满洲国”。日本因到：此恼羞成怒，竞宣布退出国联。

(七)

“九·一八”事变后，不仅东北各地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和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强不属的斗争，而且各地的警察、保安队、民团等地方武装，也主动起来进行抗日活动。救国会成立后，各地抗日武装先后派人到北平请求支援。救国会也不断派人和他们联系，并把他们组成各路抗日义勇军。最多时有五十二路，人数达几十万。由救国会委任的各路司令，有五十多人。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以后又把各路义勇军划分为辽东、辽西、辽南、辽北四个军区，每个军区相当于一个军团；各军区负责人及抗日活动概况如下：辽东军区，即第三军区：主要负责人是唐聚伍，司令有郭景珊、张宗周、李春润等。主要活动在凤城、岫岩、宽甸、桓仁、通化一带。唐是辽宁凤城人，东北讲武堂第六期毕业。“九·一八”事变时，是东边镇守使署第一团团长，驻在桓仁。他和郭景珊(桓仁县公安大队长)，张宗周(桓仁县公安局长)等联合一起，决心抗日。他们把家属送往北平，联合了凤城，本溪、抚顺、新宾、宽甸等二十余县的武装，于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桓仁成立了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唐在成立大会上，把手指划破，写了“杀敌抗日，誓死救国”八个大字，以示抗日的决心。在场的人深受感动。唐在仁揭起抗日大旗，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一些爱国人士跃捐献钱物进行支援。特别是严玉亭旅长，他把饲养的三百头梅花鹿全部献给义剪军做军饷。郭景珊也献树木购买军用品。这支义勇军成立后，在新宾、牛毛坞、三源浦、辑安等地，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取得很大胜利。不久，敌人从吉林、安东(今丹东)等地调集重兵，并配有空军、炮兵，对这支义勇军大举进犯，经过一系列战斗，义勇军队伍被打散。唐聚伍、郭景珊等带领一部分队伍到了北平。救国会对他们进行了整编。我还代表救国会送给唐三万元经费，是唐的夫人董淑媛代收的。全面抗战开始后，唐聚伍到冀东组织义勇军对日作战，不幸壮烈牺牲。留在辽宁的邓铁梅、苗可秀、李春润、王凤阁等，则分散打游击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他们先后都壮烈为决国捐躯。辽西军区，即第一军团：主要负责人有熊飞、彭振国。他俩是救国会军事组副组长，也是第一军团司令。熊原为辽宁省警务处督察长，“九·一八”事变后，省政府迁到锦州时，和省警务处长黄显声等人开展过抗日斗争。一军团各路司令有耿继周、于百恩、郑桂林等。主要活动在锦州、锦西、兴城、绥中、义县、黑山各县。国联调查团来东北时，郑桂林曾在绥中、兴城一带给日寇以重大打击。郑后来参加长城抗战时在战斗中牺牲。当时有一个汉奸名叫凌印清，日本委他为伪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并派仓岗繁少将等十几个日本人做凌的顾问，帮助他组织十八个师的伪军，在盘山一带与抗日义勇军为敌。这时熊飞曾亲自去策动凌的部下项青山、张海天(老北风)等人反正。经过熊的.工作，项、张受到教育，以大义为重，立即反正，并把汉奸凌印清和日本顾问全部抓起来杀掉。熊飞到北平汇报后，张学良将军当即拨现洋五万元，以资助义勇军。以后日本又利用张学成(张学良的叔伯弟弟)为伪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在黑山一带为非作歹。张学良痛恨张学成当了日本汉奸，他大义灭亲，立即派熊飞带义勇军进剿，把张学成捕杀。以后盘山、营口、台安一带的抗日武装陆续被组织起来，划归第二军团。辽南军区，即第二军团：名义是由王化一负责，因他是救国会军事组组长，故由李纯华以副司令代行职责。下边共有九路义勇军，另有三个支队，最多时发展到三万人。司令有项青山、张海天、顾冠军等。救国会先后派高鹏、纪亭树、马宏德等人参加第二军团的工作。第二军团活动区域以海城为中心，包括辽阳、辽中、营口、岫岩、凤城。当时日本在海城有个大矢组兵站，存有大量军需品。李纯华带队把这个兵站全部烧掉。国联调查团到东北时，辽南各路义勇军极为活跃，曾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李纯华曾到北平向救国会请求军火，他表示，只要能得到武器、弹药，就有力量能在辽宁地方重创敌人。于是我们去面请张学良，他慨然拨给轻重机枪、弹药等十几吨。李纯华有胆有识，他由河北县深河用帆船装运这大批武器，并亲自押运，冒着风险，通过了渤海湾和日本的监视明所，经过二十多个日夜，终于运到庄河大孤山。武器运到后，李纯华即联系邓铁梅、刘景文、苗可秀等，在岫岩、凤城、安东一带发动了关门山战役。当时日本得知我们运到大批武器，立即从安东、凤城、营口、盖平(现盖县)、海城等地，调集大量兵力进行围剿，并派飞机参战。当时义勇军利用有利的地理形势，同敌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此役，消灭很多敌人，并俘获成泽直亮少将等五十多个日本人，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后来日本关东军又调来更多的军队围剿这支义勇军。这支队伍终于被打散，尔后就分散去打游击了。李纯华最后把三干多骑兵集中起来，由辽南越过日军封锁线，将队伍带到热河建平一带，嗣后这支队伍参加了长城抗战。辽北军区，即第四军团：主要负责人是高文彬，司令有贾明伦、鲍景华、韩色旺等。还有许多蒙族爱国人士参加了这支卷队伍。主要活动在辽源、彰武、洮南、通辽、通化、白城子一带。他们曾一度占领过康平、法库等县。后来高文彬被俘，救国会和后援会派徐春圃(女同志)伪装为高的妹妹，带着朱庆澜将军的信件去劝高不要投降，要尽量与敌人周旋。这时，敌人却叫徐去说服高投降，同时还要把徐留下来。徐说：让我嫂嫂来。”敌人只好把她放走，徐完成任务，回到北平。贾明伦知道高文彬被俘后，很是着急，就带队伍在康平、法库一带抓住些日本人做人质。他通知敌人：只要不加害高司令并给放回来，就把这些日本人给放回去；如要加害于高，这里也就把这些被抓的日本人全部杀掉。以后敌人虽未放高，但始终也没敢加害。最后敌人把他押到沈阳，在沈阳经过臧式毅(已投敌为泰天省长)、于珍(原东北军将领)做保，高获得释放。

(八)

当年，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残酷斗争中，曾涌现出千千万万可歌可泣的英雄。他们为抗日救国，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战斗。很多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此，仅举两例：尚吉元是辽阳日本纺纱厂的工人，“九·一八”事变后，他到北平向救国会的领导人讲：“日本鬼子把中国的地方给占了，国家也不派兵去打，我们厂里的工人整天都在受鬼子的欺压，谁都不管!我听说北平成立了救国会，还有义勇军，我们很多工人愿意参加救国会打鬼子。请救国会一定答应我们工人和鬼子干!”他还说：“我敢把敌人的纱厂烧掉。我家有老父老母，我如果栖性，希望你们能够负责照顾我的老爹娘；”他说罢当即用刀把手指划破，在一个厚纸盒上写了血书并折为两半，一半留给救国会，另一半托寄给他家。当时我们救国会的同志都深为他这种英雄气概所感动。尚吉元在北平住了两天，便回到辽阳。果然不到一星期，在报纸上就登出了尚吉元火烧日本纱厂的消息。后来知道，他是在放火烧了纱厂、又打死打伤几个敌人后，被敌人包围中弹牺牲的。他在临终前还愤怒痛斥日本路者的罪行，号召厂里的工人说：“同胞们，要和鬼子血战到底啊!”年仅二十六岁的尚吉元就这样为抗日救国的崇高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一九三三年秋，高父拿着儿子当年写的血书来到北平。当时救国会的工作虽已结束，但我们还是接待了这位烈士的父亲，想办法给这位老人二千元抚恤金并护送他回了家。苗可秀是东北大学文学系的学生。这个青年思想进步，决心抗日到底。曾参加救国会组织的赴南京请愿团，表现的很勇敢。后来救国会派他去凤城联系凤城县公安局长邓铁梅抗日，并委邓为抗日义勇军司令，苗就留在那里同邓一起对日寇开展斗争。后来回到北京，一次我们在北海喝茶时，苗向我讲，在风城时，有一次他们抓到几个日本商人，想用这几个日本人和敌人交换军用物资。邓派苗去同敌人谈判，日本人反叫苗劝邓降投。于是他将计就计，把几个日本参事官引诱到凤城四区给枪毙了。他还对我讲，说他对凤城一带情况熟悉，在那里的群众基础又好，又有自己的武装，在那一带，和敌人斗争极为有利，因此他要求还回凤城去。但当时我考虑，敌人肯定对他要进行报复，因此劝他到别处去开展斗争。由于他杀敌心切，不久还是回风城了，从此我们失掉了联系。一九三五年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时，薛远举教授写信告诉我说，苗可秀已经壮烈牺牲了。回国后才得知详情。原来他是同邓铁梅先后被捕的。在牺牲前的一天，日军看守告诉他：“明天就要处决你，你有什么遗嘱或想往哪里写信，我们一定给你代转。”他当即挥笔给东北大学代校长王卓然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生自入狱以来，心地坦然之至，此境殊非易‘慨然捐躯易，从容就义难’，以生观之，两皆得。古语说：易耳，而视其知义与否面已。”救国会得到这封信，复印多份，发给大家。可惜都没保存下来。他这种为抗日救国而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他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确实使人永世难忘，并将永远鼓舞、激励我炎黄子孙，为振兴中华而奋斗。(薛景平陆锦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