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幕后操纵“九一八事变”的神秘组织，人不多、官不大，实权却不小 ... ...

　　作者：戴琦晖

　　众所周知，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蓄意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铁道，反诬中国军队破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上下并非铁板一块。事变的主谋既不是政客，也不是将军，而是一群占据着实权职位、拉帮结派的中层军官。他们是谁？为什么敢在军队里搞“团团伙伙”？又为什么要发动九一八事变？这篇文章将根据近年日本学者的研究，揭秘九一八事变的起因。

　　九一八事变沈阳战斗（出自《中国战争史地图集》）

　　一、中层军官的私下聚会

　　时间倒回到1921年10月，在德国南部的温泉胜地巴登巴登，三个日本军官正在秘密聚会。他们是驻瑞士武官永田铁山、驻苏联武官小畑敏四郎和来欧洲出差的冈村宁次（给他们望风的是东条英机）。三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院16期同窗，军衔都是少佐（相当于少校，下同），可他们的谈话却并非叙旧。

　　永田铁山

　　一方面，他们都觉得日军的人事体制存在问题。

　　一战结束后，日本进行了裁军，留在军队里的军官晋升速度变慢。同时，日军高层还弥漫着以地域论高低的风气。这些都让他们感到强烈不满。

　　小畑敏四郎

　　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有一腔“报国”热血，却无处挥洒。

　　旅居欧洲的经历使他们熟知：欧洲各国在一战中通过国家总动员爆发出了惊人的战争实力。而此时的日本尚未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人微言轻的他们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推动国家的变革。

　　冈村宁次

　　于是三人达成一致意见：一要改革日本陆军人事体制，二要在日本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他们要不择手段向上爬。后人称他们为“巴登巴登三羽乌”。当时中国东北还没有入他们的法眼。

　　“三羽乌”回国后，开始寻找志同道合的陆军军官。这些人包括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和山下奉文等20人，不少成为了后来的甲级战犯。他们从1923年左右开始经常聚会，以进入陆军决策中心为目的，互相提携，走上了升迁的快车道。这个团体后来被他们命名为“二叶会”。

　　二叶会的活动逐渐“走上正轨”，身为核心成员的永田铁山投入在二叶会上的精力却越来越少。他四处公开发表宣扬国家总动员体制的演讲，并在1926年4月进入新设立的政府机构“国家总动员机关筹备委员会”任职，亲自推进相关工作。

　　永田并不熟悉中国，可二叶会里有很多“中国通”，如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以及河本大作（未来刺杀张作霖事件的主谋）。在他们的影响下，二叶会的话题开始聚焦中国东北。

　　石原莞尔

　　1927年11月，一群更年轻的军官模仿二叶会成立了“木曜会”。他们中间有未来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石原莞尔。也许是木曜会更热闹，二叶会的主要成员除小畑敏四郎之外，陆续都参加了木曜会。

　　1928年3月1日，在东京的陆军军官俱乐部，木曜会举行了一次关键的聚会。虽然“三羽乌”都没有出席，但被永田铁山视为心腹的东条英机作了总结发言。

　　东条总结道，日本的主要假想敌是苏联，为了“帝国自存”，日本需要占领中国东北，以获取对苏战争所需的资源。东北军不值一提，侵略东北无需太多准备，但美国有可能武力介入，一方面要尽量避免美国参战，另一方面要做好充足的军事准备。英国虽然在东北有利益，但它不会向日本动武，因此无需准备对英作战。

　　在同年12月6日的聚会上，这段话被确定为木曜会的“结论”。这代表着占领中国东北已经成为这群日本军官的共识。

　　然而，东条仅仅是从军事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格局还是小了。永田铁山将告诉他什么是真正的“大局观”。

　　1929年1月17日，极少亲自参加木曜会聚会的永田现身了，一道出席的还有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这次会议的焦点是军队“统帅权的独立”。会议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否定了在日本建立军政府的可能性；第二，军队要对政权施加影响力，让政治方针围绕着军队转；最后，要做到这一点，陆军需要打造一个具有领导力的政治人物，把陆军凝聚起来，像一个政党一样去发挥政治影响力。

　　毫无疑问，这就是永田的野心，侵略东北只是一种手段，掌控全国才是他的目的。正如后来石原莞尔所总结“通过谋略，制造机会，军部主导，强制国家”。虽然永田在1935年遇刺身亡，但他的同僚继承了他的遗志。1941年11月，当年那个给永田铁山望风的年轻军官坐上了日本首相宝座，彻底将日本变成了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

　　东条英机就任日本首相后与内阁成员合影

　　二、进退两难的对华政策

　　在木曜会提出“满蒙占领论”之前，日本政府内部围绕中国东北问题有三种构想。

　　第一，“满蒙特殊地区论”，是1927年上台的田中义一内阁的构想。该构想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对长城以南中国地区的统治，在满蒙地区则扶持张作霖作为代理人，以维持日本的殖民利益。

　　第二，“满蒙分离论”，由当时的关东军高层提出，主张铲除“不听话”的张作霖，扶植日本撑腰的新军阀。

　　第三，对华友好，是在野党党首滨口雄幸的构想。该构想认为日本应当放任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中国，中日应建立友好关系，扩大经济往来。（这种所谓的“友好”关系不过是像其他列强一样，把中国当作半殖民地而已）

　　张作霖

　　在1927年前后，由于张作霖的态度逐渐转变为维护中国主权，反抗日本的经济殖民政策，田中内阁的“满蒙特殊地区论”失去了根基，“满蒙分离论”甚嚣尘上。这直接导致关东军在1928年6月自作主张炸死了张作霖。

　　然而，张作霖去世之后，奉系军阀秘不发丧，张学良平稳接班。关东军扶持新军阀的计划落空，“满蒙分离论”也走进了死胡同。

　　1929年6月，由于处置东北问题不力，田中内阁集体辞职，滨口雄幸继任日本首相。他推行对外缓和，裁减军备的政策，引起国内右翼势力强烈不满。

　　当年10月，美国华尔街股市暴跌，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爆发。滨口内阁应对危机举措失当，使日本经济受到比西方大国更沉重的打击，物价、股价双双暴跌，两年内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8%。雪上加霜的是，1930年日本农业空前大丰收，谷贱伤农，各类农产品价格暴跌，其中稻米和蚕丝的价格都跌破了成本价。一边是中下层农民卖儿鬻女，一边是失业工人忍饥挨饿，日本社会出现“丰收饥馑”的怪现象。民怨矛头直指滨口内阁。“对华友好”难道能当饭吃吗？

　　11月14日，滨口首相遭右翼分子枪击，身负重伤。次年4月，滨口内阁倒台，若槻礼次郎继任日本首相。

　　就在三种既有政策都走不下去的时候，永田铁山等人提出“武力解决满洲问题”，可谓恰逢其时。

　　三、实权在握的好战分子

　　武藤章

　　1929年5月，二叶会和木曜会合并，成立了“一夕会”，吸纳了青年军官武藤章等人（又添了不少未来的战犯），成员有40名左右。一夕会在第一次聚会上就达成了“武力解决满洲问题”的共识。从这时开始，这些中下层军官开始分头游说各自的上司，在日本陆军中营造开战的气氛。支持他们主张的将军有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和林铣十郎。

　　一夕会的成员也在这时逐渐走上关键岗位。1929年8月，冈村宁次得到了陆军省人事局补任课课长的职位，掌管陆军佐官及以下级别的人事大权。这极大便利了其他一夕会成员占据重要职位。1930年8月，永田铁山就任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主管预算，牢牢抓住了陆军的“钱袋子”。

　　1931年8月，“九一八”事变爆发一个月前，一大批一夕会成员坐上了日本陆军决策机关里掌握实权的中层职位。松村正员就任陆军省征募课课长，饭田贞固就任马政课课长，铃木贞一就任军事课中国班班长，东条英机就任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课长，武藤章就任作战课兵站班班长。

　　今村均

　　还有虽然不是一夕会成员，但是和永田铁山私交很深的今村均也在这个月就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

　　一夕会成员也相继进入了关东军内部，1928年10月，石原莞尔就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次年5月，板垣征四郎就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31年8月，土肥原贤二出任奉天特务机关长。

　　土肥原贤二

　　此外，在和一夕会关系甚密的几位将军里，荒木贞夫担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真崎甚三郎担任台湾军司令，林铣十郎担任朝鲜军司令。

　　这群好战分子就在这样的职位上迎来了九一八事变。

　　三、箭在弦上的战争机器

　　1931年3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建川美次领导下属草拟了报告《昭和六年年度形势判断》，主张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这份报告在4月得到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批准，并下发到包括关东军在内的各单位。

　　这份报告提出了三种控制中国东北的策略：第一，在中国主权下扶持亲日政权；第二，建立独立国家；第三，直接占领中国东北。参与报告制订的五人中两名是一夕会成员。可以说这份报告部分地反映了一夕会的观点。

　　为了讨论这份报告的实施细节，同年6月日本陆军成立了“五课长会议”，由陆军中央五名实权最大的课长组成，一夕会的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和渡久雄赫然在列。因为职务调动，一夕会成员东条英机、矶谷廉介和永田的好友今村均从8月开始也参加此会，会议也扩大为“七课长会议”。

　　这样一来，在“七课长会议”里，只有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是“局外人”。

　　“七课长会议”形成了《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大纲》，主要内容有三条：

　　第一，为了缓和与张学良的紧张局面，陆军省将会和外务省合作，但如果中国的反日行动进一步发展，最终将“不得已”采取军事行动；

　　第二，在满洲问题上，必须争取国内外舆论，陆军应当向内阁和新闻界说明满洲“实情”；

　　第三，为了争取国内外舆论，需要关东军等待一年时间，在第二年春天之前避免卷入冲突。

　　这一《大纲》得到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批准。然而，所谓的一年时间只是一夕会为了让《大纲》得到高层批准所释放的烟雾弹。石原和板垣早已计划好在9月下旬采取行动，并跟永田通了气。永田对此的表态则是：“既然现场（指身处东北的石原和板垣）说必须今年秋天，那就应该听从现场的意见。”

　　石原和坂垣为什么这么着急？因为他们在关东军任职都已满两年，随时都有可能调离。一旦调离，就将与“功劳”失之交臂。

　　没想到，争取国内舆论的任务很快就因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提前完成了。

　　6月，在中国东北进行地理勘测的日军大尉中村震太郎被中国士兵逮捕后私下处死。

　　7月，吉林万宝山发生了朝鲜侨民与中国农民的纠纷，酿成流血事件，日本领事馆出动日本警察镇压中国农民。日本媒体夸大朝鲜人死亡数字，挑唆朝鲜排华。

　　8月，中村事件被解禁，许多日本媒体推波助澜，渲染民族仇恨。就连立场偏自由主义的《朝日新闻》也在9月8日刊登社论，希望“团结合作，发动国策”。

　　所谓“国策”，就是主张武力侵略中国东北的“大陆政策”。

　　8月初，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率领参谋部赴东京出席师团长和军司令会议。在正式会议结束以后的秘密会议上，关东军参谋部向陆军次官杉山元、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以及关东军、朝鲜军、台湾军司令展示了关东军即将在中国东北发动军事行动的计划。朝鲜军司令林铣十郎当场表示，如果关东军有难，朝鲜军必将增援。

　　林铣十郎

　　虽然并不知道这次秘密会议上石原和坂垣把侵占东北的计划说得多细，但会议结束以后，有两门重炮专程从东京运往沈阳，以帮助攻破沈阳的城墙。

　　然而，局势突然起了变化。

　　9月初，日本外务省接到来自奉天领事馆的情报，称关东军准备在东北挑事。外务省立即上报。

　　9月11日，昭和天皇当面向陆军大臣南次郎询问陆军军纪问题，旁敲侧击地表达了对少壮派军官“冒进”的担忧。

　　9月14日，张学良公开对中村事件表示遗憾，释放了缓和的信号。

　　综合以上因素，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首脑在14日晚举行讨论，决定取消行动，并派前不久调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建川美次以视察之名前往中国东北，阻止关东军。次日，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把建川此行的真实目的泄露给了关东军，石原和板垣决定，把行动时间提前到9月18日夜晚。

　　至此，九一八事变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四、惊天霹雳

　　建川在心底是支持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在当年8月，今村均就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之后，建川作为他的直接上级立即交给他一项任务：按照《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在8月底之前完成具体的作战方案。这一点足以证明，建川是支持关东军在9月发起行动的。但是军令如山，他只好“尽力而为”。

　　建川的行程拖拖拉拉，9月15日启程，9月18日下午才抵达沈阳。一到沈阳，他就被板垣征四郎接去喝酒，几乎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

　　几个小时后，沈阳北郊的柳条湖传来一声惊天霹雳。九一八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参考文献

　　1. 【日】川田稔，《日本陆军的轨迹（1931—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2. 【日】户部良一，《日本陆军史：近代化的异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3. 【日】绪方贞子，《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4.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 2007

　　5. 王新生。《日本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